但有趣是，世人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几乎清一色地否定孔子，否定儒学，甚至进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很少有人抨击在事实上同样提出了天下为公之思想的吕不韦和康有为等人。 然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建设大同世界”时，国人又开始高歌“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了，但似乎忘记了这些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和吕不韦等人就提出来了的历史事实。甚至连与孙中山年龄相差仅8岁的康有为先生都被抛到爪哇国去了。 似乎基于同样的逻辑，当众多国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时代精英”面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所提出的“天子受命于天”时，就有意无意地将其误解或者曲解为“君权神授”，而把“君权神授”的真正发明者西方人“健忘”到了九霄云外。 但言及欧洲的启蒙运动时，众多国人，尤其是某些所谓的“时代精英”，以及某些政客之类的社会群体，却会高声赞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等，而大力鞭挞“君权神授”，认为其为维护专制和暴政的工具。 也就是说，董仲舒、卢梭等人同样提及“天”，孔子、孙中山等人都提出了“天下为公”和“大同”，但遭遇却截然相反：孔子和董仲舒等人被抨击，甚至有人似乎想剥了人家的皮，而卢梭、孙中山等人却被众多国人顶礼膜拜，甚至被戴上诸如“思想先驱”、“革命先行者”等之类的高帽子。 诚然，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其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思想家的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三权制衡”等思想，从理论上来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并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 这思想和口号迅速在欧美传播，对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到了不小的影响和较大的推动作用，对世界其它地方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确确实实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我们理应尊重历史，不能厚此薄彼，不能照人下菜碟，不能因人废言，更不能妄加指责或者人为地拔高其人。 据有关资料记载，17、18世纪交替之际，欧洲人把儒学用轮船运往西方世界，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利器。 但是近百年来西方世界的崛起，尤其是某些人利用其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来影响中国，加之当年清政府确实腐败无能而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列强。久而久之，国人普遍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智慧等产生了怀疑，甚至彻底否定，而把目光时而投向日本，时而投向欧洲，而今又主要投向美国，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好，好像西方、好像美国的月亮都比咱们中国的圆。 于是乎，大凡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鄙视，甚至全盘否定，而令人非常可悲的是，如今中国知识阶层，乃至某些决策者之中迷信西方、迷信美国者比比皆是。有人甚至认为只有把西方、把美国的那一整套都照搬过来，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就都立马解决了，民众的任何问题就都很好地得到解决了。 换而言之，近百年之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越来越没有自信的民族，而愈来愈迷信西方、迷信美国的那一套东西了。 所有这些，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副副沉重的精神枷锁了。 但很多知识精英至今不以为然，而为数不少的决策者也似乎认为必须把人家西方，把人家美国的都搬过来，那中华民族就会再度崛起。 因此，孔子也罢，老子也罢，大凡中华传统文化，基本都被视为自慰，基本都被众多国人，尤其是一些精英和部分迷恋西方世界的决策者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另外，还有部分至今迷失于浩劫时代的思维理念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国人，也把孔子、儒学，以及中华民族的其他先哲和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异端而大加批判、 但是，一味倡导西方、美国文明或迷恋浩劫之方式的同胞们、先生们、朋友们：扪心自问，你们真正了解孔子、真正明白儒学，真正懂得了多少中华传统文化呢？ 当代社会，不少国人都在谈及“藏富于民”。 但事实上孔子早就提出了此思想。孔子强调要“惠民”，而“惠民”(《论语》：“其养民也惠”)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藏富于民”，且更为深邃。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孔子的德治思想还包括“其使民也义”(《论语》)，即在领导民众时，应符合道义、合情合理，而使民众乐意接受。 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为政者有德，是因为内心有道，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高风亮节。有了这样的高风亮节，就有了号召力，有了凝聚力，好像天上的北斗星，满天的星座都会跟着它的方向转动。 这其实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反对苛政严刑。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孔子利用对比的方法告诉世人，道德教化比单纯的刑罚要好得多。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仅用行政命令来管理，仅用刑法来整顿和惩罚，民众虽然可以为了逃避处罚而避免犯罪，但是他们却毫无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和教化，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就会自觉纠正自我的过错，不做不道德的事，从而达到彻底说服人心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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