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同样一个孔子，同样是孔子的学说，但在不同的时期，却被世人赋予不同的“政治标签”。 理清相关“政治标签”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三纲五常”的真正出处和意义等。 据考证，“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换言之，“三纲”二字连用是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之后200多年的事情。 “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西汉董仲舒之后的东汉班固所编撰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一书中：“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以及与班固同时代的王充所著《论衡·问孔》一书：“五常之道，仁、义、智、信也。” 总而言之，“三纲五常”都是孔子身后数百年的事情。 就历史事实而论，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则是西汉大学者董仲舒。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基义》一书中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至于“五常”之说，则是董仲舒在面对汉武帝的一次策问中提出来的。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 由上述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也不乏其中。 简而言之，董仲舒心目中的“三纲五常”，其实是既要规范君王之言行，又要规范臣民之作为。 另外，《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春秋繁露》有云：“利者、盗之本也”。“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 由此可见，大学者董仲舒是以重道义，轻功利的思想来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统治者讲求仁政，而对百姓施以德教、礼教，淡化功利之心。 还有，董仲舒确实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独尊儒术（此处所谓之儒术，其实已经杂家之交合），罢黜百家”。 然而包括汉代在内的后世政权，事实上普遍也推崇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譬如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尤其值得一体的是，佛家也是在汉代正式进了中华文化圈，而成为显学。 换言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只是一种说辞而已，或者说事实上并未通行多久，即“独尊儒术”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指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 基于这种思想，包括西汉在内的后世王朝立法过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作为一种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法律，从而个人、家庭、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但是“天子受命于天”，跟后备受世人斥责的“君权神授”是一码事吗？ 按照可靠史料的记载，“君权神授”系西方人的一种理念，即西方人曾经认为君主的权力是神授予的，譬如说上帝赋予了某人君权。 然而，董仲舒所著之《春秋繁露》一书中明确记载的是：“天子受命于天”，而没有说是“神”。 那么“神”和“天”有无区别，有何区别呢？ 正解应该是这样的： “神”指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主宰者。譬如天主教的“上帝”，譬如道教的“玉皇大帝”。 在中华文化中，“天”其实常常是拟人化的，譬如我们常常会说“老天爷”，即把老天视为爷爷一样的人。另外，在中华传统哲学体系中，“天”指的往往其实是规律，是道，且与“道”时常连用。譬如《道德经》有云：“天之道，利而不害”，意即老天顺应自然规律养育了万物而不生加害之心。” 换言之，董仲舒其实在提出“天子受命于天”之理论时，已经包含了一种告诫：希望统治者能够像“天”一样地滋润民众，而不要无道——有害于民众，不然“天”就会受命于跟其具有一样品德的“利而不害”之人，即需要改朝换代了。 然而，悲哀的是，后世之人却因为诸多因素，误解或者曲解了“天子受命于天”，甚至将西方人的“君权神授”之理念强行加于董仲舒头上。 前述可见，后人断章取义，或者误解，或者曲解“三纲五常”之本意，并天才般地夸大“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历史之负面影响，而有意无意地将“君权神授”与“天子受命于天”混为一谈，且肆意把一盘盘脏水泼向了孔子、泼向了董仲舒，甚至泼向了滋养我们中华民族长达万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 |
|
相关文章推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