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影《建党伟业》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之一，周迅扮演的王会悟是中共一大召开期间的重要人物。她有幸见证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她还是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安排者、转移会址的提议者、安排代表前往嘉兴的会务者、会议服务和保卫者，从而保证了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
　　
　　提到王会悟，我们脑中浮现出的关键词是什么？李达夫人？中共“一大”？还是大文豪茅盾的表姑？
　　
　　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掀起高潮又功败垂成，这一年，王会悟呱呱坠地于乌镇的一户书香门第。
　　
　　父亲王彦臣为人耿直严谨，是晚清的一名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在王会悟的同窗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大文豪的沈雁冰（茅盾），而按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王会悟从6岁起就随父就读，她聪慧热情，少有大志。12岁时，王会悟考入嘉兴女子师范学校。然而一年后她父亲突然去世。这个无情的打击，使她只得含泪辍学回乡接替父亲的私塾工作。
　　
　　她将在师范学校里接受的新思想、新知识传授给学生，又极力宣传妇女解放的新观念，鼓励女孩剪辫放足，赢得了进步人士的拥护，学生增至上百人，她将私塾办成了县里第一所女子小学。王会悟那时特别喜爱《新青年》杂志。她曾给陈独秀、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人写信，赞成采用白话文，拥护他们的革命主张。未曾想，陈独秀先生在百忙中给她回了信，夸奖她“胆子大”，勉励她“多读点书”。
　　
　　她与李达的婚房在《新青年》楼上
　　
　　1919年，这是王会悟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到了上海后，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这是她真正从事妇女解放工作的开始，而不久后，她又在这里邂逅了她的人生伴侣。
　　
　　1920年，王会悟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当时，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回国交流思想，与“女联”经常来往，与王会悟在工作中相识了。在接触中，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知识，让王会悟敬佩不已。李达也对王会悟是一见倾心，于是这对恩爱的青年于1920年下半年结为伉俪，新房就安排在陈独秀家《新青年》编辑部楼上。
　　
　　她为“一大”提供后勤保障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建立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书记是陈独秀。但成立不久后，陈独秀由于工作繁忙，就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一职交由李汉俊代理，后来又由李达代理书记一职。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于是，党的“一大”开始筹备，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开会的地点确定了，就是位于上海市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的一幢住宅，这里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李汉俊与兄李书城的家。但来自武汉、长沙、北京、济南等地的各位代表的住宿如何安排，让作为“东道主”的上海代表李达颇伤脑筋，于是就把食宿等会议的后勤事务交给夫人王会悟去***办。考虑到既不能引人注目，又要方便代表们来往，王会悟看中了离中共一大会址只有100多米远的博文女校。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教室空着，王会悟便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校长租借教室。
　　
　　就这样，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在王会悟的安排下，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他当时带着新婚的漂亮妻子住在外面的宾馆）外，其余代表均借“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居住在博文女校。
　　
　　她用歌声、麻将掩护“一大”代表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次会议。6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
　　
　　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七嘴八舌意见不一。此时，王会悟提出，可以到嘉兴南湖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选择嘉兴开会，有几大便利。王会悟曾在那里读书教书，对嘉兴很熟悉；交通便利，可以乘火车直达；南湖虽然是风景区，但名气不响，游人少，好隐蔽。王会悟的提议很快被代表们采纳。
　　
　　作为第一批打前站人员，王会悟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乘坐老北站头班火车离开上海，到了嘉兴后，她安排代表先在张家弄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和吃早饭。上午十时多，另两批代表也顺利到达。代表们会聚在烟雨楼熟悉环境，王会悟则出面，请旅馆代为租船。因为当时游客是租不到船的，只有旅馆可以租借。由于代表人多，王会悟本来想租一条大船，但是，租大船必须隔天预订。无奈之下，王会悟只能租借一条中型游船。
　　
　　“一大”代表们上船时，王会悟将特意带来的一副麻将牌交给代表们，和他们约定，她一敲船板，他们就得打麻将。代表们在舱中开会和吃饭时，她始终坐在船头放哨，见有其他游船***近或出现巡逻艇时，就哼起嘉兴小调，用一把纸扇的柄敲敲船板，代表们接到信号就把麻将搓得劈里啪啦的响，有的还“七索”、“八万”地喊着。
　　
　　期间，王会悟不仅承担了望风警卫工作，还安排了代表们在船上的饮食等工作。
　　
　　就这样，代表们在南湖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写出全新的篇章。
　　
　　饱受离乱之苦，协助李达出版革命著作
　　
　　1927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
　　
　　此时，李达虽已脱党，回到湖南，但仍是国民党的追捕对象。李达不得不忍痛抛下妻儿，只身一人逃离长沙，回到偏远的老家永州，后又辗转逃到武汉等地，随时都有落网的危险。
　　
　　留在长沙的王会悟，人生地疏，整天不敢出门，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屋里。她常在孩子们睡着之后，独自***在窗前哭泣，盼望丈夫平安回来，但却几个月杳无音讯。
　　
　　直到年底，一家人才悄悄逃到上海。然而，上海再大，却再也没有李达一家人安定的家。为了安全，他们不得不东躲西藏，经常搬迁，他们的三个子女也都改从母姓。不久，全家好不容易迁至北京。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李达身边一直放着个铺盖卷以及脸盆、毛巾、牙刷之类的生活用品，以备随时坐牢。
　　
　　1933年至1937年，王会悟、李达移居北京，王会悟在大学担任教务工作，在进步学生中做了许多工作。李达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哲学家，无论环境好恶，他都著述不辍。
　　
　　自与王会悟相识以后，其译著大多由王会悟誊抄付印出版。1933年至1937年，李达在北大等校任教，译著很多，其中《社会学大纲》一书，由以王啸鸥（王会悟笔名）之名创办的笔耕堂书店出版发行。为了这本书的印刷和发行，王会悟花了许多心血，设法把书迅速寄给延安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反复阅读此书，还作了详细眉批，并向延安的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这本书。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复信中，称赞了他们夫妇。
　　
　　1937年，日军占领了北京。王会悟立即安排李达先去湖南老家暂避，自己则带子女留守家中，又将李达书稿及有关抗日救国的书籍全部装箱，埋入院中地下。不久，日本宪兵和伪警搜查了李达北京的住处，并拘留拷打王会悟。后经友人帮助，8月下旬，王会悟才带子女逃出北京，经天津南下，从此开始了多年艰苦的流亡生活。
　　
　　1938年底，王会悟逃到了桂林，17岁的长女李心田突然高烧到38度，不到两天就病逝旅途。李达夫妇发疯似地要和孩子一起躺在棺材里。
　　
　　此后，为了保护孩子，同时让孩子有好的读书环境，李达夫妇再一次分居两地。直到1949年5月，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参加会议，并将王会悟母女接去北京。8月，儿子李心天来到北京，饱受十多年离乱之苦的一家人终得团聚。综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欲留李达在京工作，因热爱教研，李达婉辞。1950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并兼任中国哲学会会长。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住在北京北河沿法制委员会大院。后因多年劳顿，体弱多病，离职休养。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寓所病逝，终年96岁。（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