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北宋仁宗时代的名臣，是历史上着名的好官、清官。《宋史·包拯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这个记载，不仅说明包拯刚毅为官，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而且为政多创举，如他改革了诉讼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状，得通过“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讹诈百姓。包拯裁撤门牌司，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办案官员，使“吏不敢欺”。

　　

　　包拯的刚正不阿、一心为公、两袖清风、明察秋毫等品质与为政行为，不仅在历代影响都很深远，对今人亦不无启迪。

　　

　　

　　包拯，字希仁，安徽庐州人。北宋天圣进士，先后任天长县令、权开封府、监察御史、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人称“包青天”。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包拯任监察御史，曾直面天颜三谏反对超擢张尧佐。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志大才疏，为人浅薄，却凭借张贵妃的这层裙带关系，在仕途上春风得意。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是，宋仁宗一心想讨张贵妃的欢心，不但不理会包拯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张贵妃老大不高兴，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为其伯父张尧佐说情。宋仁宗告诉她说：“包拯进谏时，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宋祁是北宋文学家。天圣二年进士，官翰林学士、史馆修撰。曾上疏认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费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主张裁减官员，节省经费。并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新唐书》大部份为宋祁所作），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景文，与兄宋庠并有文名。宋祁本是殿试时的状元，宋庠为探花，但章献太后刘娥不同意，谓弟不可以先兄，将宋庠定为状元，而置宋祁为第十名。世人称誉兄弟俩为“双状元”，分别称为“大宋”、“小宋”。

　　

　　宋祁诗词语言工丽，因他的《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王国维曾赞“‘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人间词话》）。

　　

　　但宋祁的生活作风极差，奢糜享乐，痴迷于蓄妾纳妓。他在任益州知州时，每顿饭必不少于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荤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荤半素的菜。他还养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敲脚。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她纳为小妾。他道德败坏，丑闻很多。后来，宋祁回到朝廷，被任命为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包拯多次向皇帝上书揭发宋祁的丑行，终于使朝廷罢了宋祁的官。

　　

　　“三司使”张方平也是被包拯参倒的。张方平早年多作古文，善论时事，享名一时。他对眉山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都十分欣赏，并积极为之延誉。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包拯参张方平的理由是抨击其假公济私。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京城开封发生一起因房屋归属产生的纠纷案。当时京师有个叫刘保衡的富商开了一家酒场，但却经营不善，欠下官府一百余万文酒曲钱。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屡次派人督催刘保衡还债，刘保衡自然不敢与官府抗衡，不得不变卖家产以还债。刘保衡的房屋甚是豪华气派，张方平在刘保衡拍卖家产时，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了他的房屋。

　　

　　这件事后不久，平地再起风云，刘保衡的姑姑到开封府告状，说刘保衡并非刘氏后代，而是一个无赖地痞，无权卖掉刘氏祖宗基业。开封府派人调查后，发现刘保衡姑姑所说的情况属实。如此一来，当初购买刘保衡房屋的三司使张方平就成了风口浪尖的人物，嫌疑极大。包拯当时任御史中丞，立即上书弹劾张方平，指责他身为三司使，却乘人之危，贱买所管辖富民的住宅，寡廉鲜耻，实在骇人听闻，如此小人，朝廷不能委以大任，处之以高位。张方平因此被免去了“三司使”的职务。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兴贩私盐一万多斤”。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如果以“见捉获斤两条贯定断”，则“议罪必轻”，因此要求“特于法外重行远地编管”，加重处罚。”在包拯的坚持下，张可久受到严厉制裁，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

　　

　　有一个叫任弁的官，也撞在了包拯的枪口上了。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仁慈宽厚的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利用职权，公器私用，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包拯还留下了一则七斗王逵的故事。王逵在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王逵一直受宠于上，平步青云，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而且言辞一次比一次猛烈。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民怨甚大的王逵终于被削职了。

　　

　　在官场，敢于坚持原则激浊扬清，是最可贵的品质。这一点，包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可谓战果累累。

　　

　　论人处事公道

　　

　　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庆历新政”。此时，包拯刚刚从地方调进中央，虽然他年纪不小了，但在大佬云集的朝廷中尚书于小字辈。

　　

　　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改革派与保守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把包拯从端州拉到监察御史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在朝中大臣们的眼里，包拯当属于保守派序列。

　　

　　“庆历新政”以革新吏治为第一目标，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由新政的执行者范仲淹等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按察使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是上中央还是下监狱，正所谓大权在握、为所欲为。

　　

　　包拯上奏章一篇雄文：《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关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败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宋仁宗开始意识到，改革派官员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样有人浑水摸鱼。在中央机关资历甚浅的包拯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使保守派大臣们喜出望外。

　　

　　但接下来包拯做的事情，让保守派们瞠目结舌：1045年新春，范仲淹罢相离京，新政失败，保守派弹冠相庆。谁料这当口上，包拯一篇《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洋洋洒洒，大谈范仲淹用考试选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

　　

　　保守派们想错了。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道人心；没有党争，只有实事求是。没有利益集团，只有社稷江山。

　　

　　为官两袖清风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由天长县调任肇庆知端州。包公在肇庆做官时的一些故事，至今仍广为传颂。如倡导开凿水井、兴建星岩书院、爱护百姓严惩贪官污吏、包公掷砚等。

　　

　　闻名遐迩的“文房四宝”之一端砚就产自肇庆。端砚已有1350多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唐朝时候，端砚就闻名全国了。宋代时，端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因此，历任知府为巴结权贵、讨好上峰，都要向民间工匠和作坊无偿索取比进贡数量多几十倍的砚石，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包拯到任后，翻阅前任文卷，发现上任知州额外征收端砚太多。按朝廷进贡的要求，每年要供奉八块。可去年的登记中，写的都是“三十又六方”。这三十六方比朝廷的要求高出数倍!包拯于是下令：按朝廷规定，进贡之端砚每年只做八块。包拯令出必行，历年来为制砚不堪其苦的砚工们和老百姓的愁眉终于得以舒展了。

　　

　　包拯在肇庆知端州三年，政绩彪炳，深得民心。端州人民在城内建包公祠纪念他，在鼎湖区砚洲岛建包公庙奉祀他。他在端州任内写有一首言志诗，刻藏于包公祠内。诗曰：“清心为治本，有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食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往哲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其意是：廉洁奉公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严守正道是自身的要求。道德品质优秀的人，终究要成为国家的栋梁。要刚毅正直坚贞不屈，像钢铁那样直而不钩。要粮仓充实民康物阜，燕雀喜啾啾。要开荒修渠扩耕地，让狐兔无处而发愁。历代圣哲给我留下了宝贵的训示，我决不会给后人留下愧与羞！

　　

　　包拯在端州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

　　

　　相传包拯离开端州的那天，当船行至西江羚羊峡时，忽然狂风大作，乌云满天，波浪翻滚，船只不能前行，包公大惊，立即命随从仔细搜查船舱，看是否有非分之物。随从知道包拯的脾气，赶忙拿出一块用黄布包着的东西，战战兢兢地双手送到包拯的面前，说是肇庆市父老临别时赠送以表心意的，包拯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方雕刻精致的端溪名砚。他虽然十分喜爱，但心想：这是端州人民的宝贝，我不能带走。于是二话没说便把它扔进汹涌澎湃的西江。

　　

　　说也惊奇，江面立即风平浪静，阳光普照。在包拯掷砚的地方，慢慢地升起了一片绿洲，后人称它为“砚洲”。

　　

　　断案明察秋毫

　　

　　包拯年轻时，曾当过天长县（今属安徽）县令。一日，有个农民到县衙告状，说他的耕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宋代为保护农业，曾颁布法令，严禁屠宰耕牛。）但是由于凶手是趁着夜间休息的时候作案的，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因此判断起来非常困难。

　　

　　包拯问：“你来告状，别人知道吗？”那人回答：“不知道。”

　　

　　“耕牛被割去舌头，邻居知道吗？”“我没有跟别人说过，别人也应该不会知道。”

　　

　　包拯心里一下有了计策，对告状的农民说：“听我的吩咐，你回去偷偷地把牛杀了，把肉卖出去。但切记一定不要声张。我会有办法找到那个割牛舌的人。”农民虽然心里有些疑虑，但仍然按包拯的嘱咐去做。隔了没几天，有个人跑到县衙告那个农民私宰耕牛。包拯知道这个人就是割牛舌的凶手，看到他自投罗网，心里很高兴。他听完诉状，大喝道：“大单刁民，你为什么要割掉耕牛的舌头？”

　　

　　那人万万没有想到包拯会查出自己，顿时呆若木鸡，只得供认出割牛舌的经过。

　　

　　原来，此人是牛主人的仇人，想害牛主，便偷偷地割了牛舌头。他以为牛没了舌头便不能吃草，牛主人只能将牛杀死，这样就要触犯私宰耕牛的法令，想借此陷害牛主人。聪明过人的包拯，将计就计，找到了割牛舌的人，并依法治了他的罪。

　　

　　此案的顺利告破，使包拯赢得了断案入神的美名，由此也可看出包拯的智慧。智慧型的领导，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受人尊敬的。

　　

　　1061年，包拯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这一年，他63岁时。一年后，包拯一病不起，宋仁宗亲自到了包拯家里，探视病情。这是君臣俩的最后一面。1062年5月，包拯病逝于开封，举国哀恸。

　　

　　欧阳修曾以这样的文字评价包拯一生：“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着在朝廷”。可谓是对包拯的中肯之评。（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