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演达将信发出后，即化装为检查电线的工人，离开武汉，沿京汉线北上郑州，再转西安。在西安会合了由武汉回国的俄国顾问，经五原、榆林，越沙漠，到西伯利亚，最后抵达莫斯科。 邓演达于1927年8月15日抵达莫斯科后，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要继续进行农工的解放工作，只有否定这一领导机构，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和能战斗的指挥机构。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庆龄、陈友仁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不中断中国革命，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任务在于宣告南京、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之罪恶；迅即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日起，即行取消。根据这一精神，由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与同志们酝酿成立新组织的问题。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0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30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了六项信条和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机构——干部会，由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至此，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47年始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1931年2月，宁粤分裂，国民党中有不少中央委员不愿与蒋介石合作，而纷纷去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邓演达同陈铭枢、杨杏佛等密商起义反蒋的军事行动。他们商定：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把“围剿”红军的十九路军调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和反蒋的旗号；邓演达去江西临川一带，策动“围剿”红军的十八军起义；同时，联络武汉驻军以及西安和华北方面原西北军一齐响应，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临启程去江西前，不幸在上海被捕了。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立即从南京打来电话，命令将邓押往南京。邓演达在南京关押期间，蒋介石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又提出由蒋任总司令、邓任副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了：“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蒋介石无计可施，便把邓演达转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内，严加看守。当时，有位看守递出邓演达写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他已移至南京郊外，难再联系，愿做白发囚徒，要同志继续为革命努力。 邓演达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个月后，适值蒋介石要宣布下野。据说，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邓如上台，对他威胁最大。于是，他便在下野之前，迫不及待地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为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时年36岁。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的《民国官场迷信实录》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进一步“围剿”红军，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3年7月18日在江西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轮流调集军官，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其主要课程有《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并灌输“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教育。该团还聘请了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为指导，并请意大利、美国的军事人员做教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共训练军官2.5万余人。 这天，蒋介石在庐山同几位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一起聊天。其中有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建绪。刘乃湖南醴陵县人，1892年生，字恢先。一直参与“围剿”红军。刘建绪问蒋介石：“委员长百年之后，谁能代替你？” 蒋介石答：“能代替我的人已被我枪毙了。”当时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邓演达。但蒋介石很快又补充一句：“不，能代替我的人还有一个活着的。”蒋介石虽然没有指明活着的人是谁，但在座的人都意会蒋氏之语指的是毛泽东。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预料到他将败于毛泽东之手。 蒋介石确实很佩服毛泽东这个与他较量了十年的对手，他曾发誓用二十万元买毛泽东的头。 后来，刘建绪把他在庐山听到的蒋介石的谈话讲给了侄婿张之毅。张之毅也是湖南人，1948年为国民党福建省研究院社科所的研究员，建国后为北大教授。 蒋介石之所以称邓演达如果活着有可能代替他，是因为邓演达确有过人之处。 邓演达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信任。如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在上海一方面积极筹建中国农工民主党，一方面又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商谈建立共同反蒋联合阵线问题，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邓演达的主动合作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没有失望，就是因为他把希望寄托在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身上。他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可见他对毛泽东是多么信任，而后来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邓演达的预见。 邓演达在大革命时代忠实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邓演达在毛泽东心目中，正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所以，毛泽东才会在1961年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我很喜欢这个人。” 1981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邓演达列为“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历史再一次地肯定了邓演达的革命功绩与地位。（刘继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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