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人，少有大志，自幼耕读，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每到一处，都留下了清廉的美名。康熙皇帝称赞他说：“咸称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
　　
　　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十四岁的于成龙才开始做官，到遥远的边荒之地柳州罗城为县令。罗城地处万山丛中，偏僻荒凉，少数民族杂居，世代械斗。于成龙刚到罗城时，城内居民仅六家，县衙草屋三间。他“插棘为门”，“累土为几”。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从仆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宦海生涯的第一步。数年，罗城大治。
　　
　　于成龙在罗城居官七年，不仅肃清了盗匪，而且建了学宫，创养济院，洁己爱民，“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官爱民，民亦爱官。罗城民众怜悯于成龙独身一人滞留如此凄苦之地，早晚都过来问安，并叹其度日过于清苦，就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粮送来，都被于成龙婉言谢绝了。
　　
　　后来于成龙在回顾罗城七载生涯时说：“日二食或一食，读书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无复官长礼。夜以四钱沽酒一壶，无下酒物，快读唐诗，痛哭流涕，并不知杯中为酒为泪也！”
　　
　　堂堂县令居然过着如此清苦的生活，读来令人不由得潸然泪下。
　　
　　因政绩卓著，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晋升为四川合州知府。辞别罗城时，父老遮道呼号，竟追送数百里，痛哭而返。这样的感人场面在于成龙的宦海生涯中后来再度出现。当他升任福建按察使，离黄州赴福建时，“民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潮相乱”。得民心如此，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成龙受命为两江总督。赴任时租了驴车一辆，路上自投旅舍，从未烦扰沿途府县。到任后，于成龙断然拒绝居住为他装修一新的府第，拒受礼品，谢绝接风洗尘之宴会，江宁为之震动。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对州县官吏提出了六条基本要求：勤抚恤；慎刑罚；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
　　
　　作为清朝一品大员的于成龙貌似严厉，其实待人非常随和，没有官架子。公务时间，他的衙署大门始终敞开着，官吏有事找他，就直接进入他的寝室。他的桌案上左边放着生姜、豆豉，右边放着案卷文书，就像农村的教书先生一样，随便与人交谈。江南生活比较富裕，许多官员以纸醉金迷为荣。于成龙却每日食粗粮、青菜，被江南人称为“于青菜”。遇上荒年，他即以糠屑杂米为粥，全家人都这么吃，客人来了也不例外。客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清苦？他答道：“多留一些米，就可以多赈济一些饥民。”于成龙吃饭简单，喝茶更是简朴得令人掉泪：他的仆人无钱为他买茶叶，每日采摘衙门后院槐叶给他代茶用，树竟为之秃！
　　
　　在于成龙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江南各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变化。官僚、巨商都脱下绫罗绸缎，改穿布衣；高门大户，将大门楼改筑成小门楼；横行乡里的少数恶霸，也都悄悄地避居到外地。但不少人是慑于于成龙的威势，表面上做出改邪归正的样子，背地里却极力造谣诽谤，诬蔑于成龙来到富庶的江南后，也开始作威作福，不像以前那样清廉了。由于众口铄金，连一向对于成龙颇为信任的康熙皇帝，也听得起了疑心。于是康熙帝暗中派人去调查，得知实情后感动得流泪，拿出宝剑斩断桌子说：“如再有人说于成龙是贪官，这就是他的下场。”
　　
　　于成龙十分注重教育。他创办的直隶“漳南书院”和江南“虹桥书院”，都是清代著名的学府。他还是治盗省刑的能手，处理案件，秉公善断，民间呼为“于青天”。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把有关于成龙破案的生动传说，记叙在《聊斋志异》之中。于成龙的轻刑、慎刑、重证据、重调查的法治思想，在我国的法治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于成龙又兼理江苏、安徽两巡抚事，不久病逝。他的私人财产少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同事们进入他的房间清点遗物，箱子中只有粗线织的袍子一套和床头佐餐用的几包豆子，再无其他一件值钱的东西。于成龙去世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后来，凡是他做官的地方——江宁、苏州和黄州等都为他建立了祠堂，以缅怀这位大“青天”。康熙帝还为于成龙亲书“高行清粹”的匾额，并赐谥“清端”，加赠“太子太保”，以示褒奖。（刘继兴）
　　
　　----摘自刘继兴著的《清朝原来这么有趣》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