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非常独特，他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以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言其为文章大家。
　　
　　柳宗元是古代的学界通才，他一生留下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诗《江雪》乃千古绝唱，是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其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以散文《永州八记》与寓言《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篇最为脍炙人口。其哲学著作有《天说》、《天时》、《天对》等，政治学著作有《封建论》等，均为惊世骇俗之作。
　　
　　柳宗元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不发达的唐代哲学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二是与韩愈共同掀起“拯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并影响中国上千年。
　　
　　柳宗元是一代思想文学宗师，对湖湘文化的开启具有创树之功。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孕育中诞生的毛泽东，对湖湘文化的开拓者柳宗元自然是钟爱有加。唐宋八大家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用心学习的内容。其中，他对于柳宗元的散文和诗作尤为心仪。这从他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可以得见，其所记的古代文人中就有柳宗元的条目。
　　
　　无论是南征北战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忙里偷闲阅读柳宗元的各种著作，并在这些作品上多次圈圈点点，反复评说，并多次将柳氏思想文学加以钩沉引申，古为今用。刘继兴考证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化及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发现，柳宗元是毛泽东论述最多的古代人物之一。
　　
　　毛泽东很欣赏柳宗元的文章，并常常在与人谈话中赞扬柳宗元。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一次会议讲话中说道：“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毛泽东非常欣赏柳宗元的《天对》，1965年6月在与古典文史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上海》）。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也说：“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张贻玫《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
　　
　　在我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最为意气风发、个性张扬的时代，理想主义和形象思维非常发达，如唐诗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顶峰；而在唐朝，抽象的逻辑思维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柳宗元如一个苦行僧，对当时人迹罕至的哲学思想领域，包括老庄佛儒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达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他坚持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思想，对前人哲学思辩的论争敢于驳邪祛误，并对宣扬“天命”的观点给予了批判。柳宗元的《天对》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部奇书。它反映了作者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水平和自然哲学思想。《天对》在形式上是为回答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天问》而写的。屈原在《天问》中，一共发出170多个质疑性的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万物问到人间，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真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但屈原只问不答，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空间。与屈原几乎同时代的荀子也曾写过《天论》，但不是直接回答屈原的问题。对屈原在《天问》中所提出的170多个问题，从战国时期之后并没有人给予回答。一直到了唐代中期，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才把它概括为122条，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逐个作了诠释和解答。柳宗元从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提出了“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庞昧革化，唯元气存，而何为焉”。他的这种“元气”，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神秘色彩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果敢地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关于太阳出没和昼夜变化，月亮的死而复生，天气冷暖变易和下雨，如此等等的自然现象，柳宗元都努力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去把握和答疑，并勇敢地开展了对神秘哲学的批判。这也是毛泽东多次赞赏《天对》的原因。
　　
　　除《天对》外，柳宗元的哲学论著还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毛泽东很喜欢柳宗元的讽刺寓言《三戒》（由《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等三篇所组成），对柳宗元《三戒》中《黔之驴》这则寓言，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加以引用，并赋予其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
　　
　　1942年9月，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篇著名文章中，曾引用了《黔之驴》这则寓言故事。毛泽东说：“柳宗元曾经描写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到贵州去了，贵州的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是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者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这里，毛泽东把武装到牙齿、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比作大蠢驴，把生机勃勃、威力无比的八路军、新四军和革命者比做小老虎，并尖锐地指出庞然大物并不可怕，真正有本领有力量的是中国人民。坚持斗争的结果，愚蠢的大驴子式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必遭到《黔之驴》的下场，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作比喻，真是恰到好处，同时也给予了《黔之驴》这则寓言以全新的政治风貌，鉴证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古为今用的光辉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