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基辛格走后，发生了一个所谓“批周”会议的事件——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奉毛泽东指示，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集团乘机对周、叶进行大肆攻击。周恩来被迫进行了违心的、甚至是过分的检查。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其原因，是他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

　　

　　6月2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几人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烈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说是“放屁一通”。

　　

　　20世纪70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几乎相等，出现了一种相持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是两国更加尖锐的斗争。20世纪后期以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美苏之间的联合主宰是暂时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直至苏联瓦解。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了更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情况后，7月3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及两个女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仍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都说此文(指外交部《新情况》简报)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不要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