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交部翻译室的“翻译国家队”成员，施燕华、张维为、高志凯等只要回忆起曾经陪同过的领导人，便眉飞色舞。

　　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

　　1983年8月的一天，研究生毕业的张维为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主任过家鼎告诉他，翻译室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过家鼎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最后一句话看似轻描淡写，但张维为感到，这才是过家鼎的压轴词。邓，即邓小平。

　　在和张维为同年进入翻译室的高志凯眼中，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他善于倾听对方的发言，但一旦自己开口，“一看就是20 年，一谈就是50 年，一展望就是70 年，一憧憬就是100 年。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50 年不变，100 年不变”。而邓小平的语言风格，“留有后手”、“要对付不要应付”……也令高志凯印象颇深。

　　作为张维为和高志凯的前辈，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 年的英语翻译。在她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更是个和蔼的长者。

　　大多数时候，会见结束后，一场宴会必不可少。邓小平也喜欢在宴会上与外国领导人私下交流，因而作为他的翻译，施燕华经常顾不上吃饭。

　　一次，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吃饭，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邓小平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暂停”的手势以“让翻译吃点东西”。

　　邓小平是四川人，每顿饭离不开辣椒，偶尔也开玩笑似的力劝怕辣的上海姑娘施燕华吃辣：“吃些辣子好，不辣不革命哦。”玩笑归玩笑，他不忘照顾施燕华的口味。上了甜食后，邓小平会把自己的那份推到施面前让她吃双份，“女娃子爱吃甜的”。

　　1980 年代，邓小平的右耳听力已经很弱，因此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或是翻译，都须大声说话。

　　1985 年，张维为第一次作为邓小平的翻译，陪同会见来访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刚一见面，邓小平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

　　邓小平指的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因此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除了耳朵，其他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闻言不由哈哈大笑。

　　把身体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作战受了伤，却又大难不死，就互相调侃称丢了哪个零件”。张维为说。

　　“不要翻”和“听不懂”

　　1980 年8 月21 日，邓小平会见法拉奇（左）

　　在与外国记者的交锋中，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针尖对麦芒”的会面传播甚广。采访结束后，施燕华跟着法拉奇一起整理录音记录。

　　当时，法拉奇对录音中频繁出现的“这个这个”印象颇深，因为她在英语翻译中没有听到相应的词汇，于是询问施燕华是何意。“与英文well或者you see 一样，一种口头语”，施燕华解释自己没有翻译的原因。但法拉奇最终还是将这个细节写入文章，在她看来，“这可以说明他（邓小平）性格上的特点”。

　　另外一些时候，领导人则会特意叮嘱随行翻译，什么是不需要翻译的。

　　1987 年，李鹏赴埃及考察阿斯旺水坝，张维为是李鹏的随行翻译。在埃及，负责接待李鹏一行的，是当时的埃及水利部副部长。

　　“开罗老百姓一度电多少钱？”李鹏问这位副部长。副部长答不出，于是转而问助手，助手也不知，又去问另一官员。“当时李鹏小声感叹，‘真是官僚啊！’紧接着又来了一句‘这话你不要翻译过去’。”

　　张维为觉得，现在的翻译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比起邓小平那代领导人，现在的“领导人讲话规范得多”。“邓小平和李先念这样的领导人会见外宾，都没有讲话稿”，因而在事先准备之外，现场的判断很重要。

　　事实上，即使事先有所准备，领导人们各具特色的乡音，还是常让翻译们“犯迷糊”。

　　“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就很难听懂。而李先念的湖北红安话，差点令施燕华出洋相。”张维为说。

　　一次，李先念在接待外宾时，说到了日本。他的口音里，“日”和“二”的读音相近。施燕华当时刚刚看过内部放映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以为“二本”也是个日本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的名字。但是听着听着，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说的是“日本”。

　　即便是邓小平的“四川普通话”施燕华认为已是非常好懂的了，也不免有听力盲点：在四川话里，四、十不分，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施燕华一般用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邓小平）就会说‘不对，是十’。”

　　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尬。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到“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连不上，张维为一时愣了。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是“失误”，这才让他反应过来。

　　而第三代领导集体上任后，口音已经不再是翻译们的难题，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朱彤曾做过江泽民、李鹏的随行翻译，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每每谈到三峡工程，其中涉及的发电量常常用千瓦作为计量单位，而国际通用单位则是兆瓦。朱彤就常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道心算题，换算成兆瓦计数后，再译成英文。

　　另一次，李鹏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使用“万担”作为单位。这次，朱彤可不像换算“千瓦”那样游刃有余了，而李鹏看看愣住了的朱彤，提起笔自己换算了起来。朱彤的同事张建敏还因为翻译中的不准确，被严谨的朱镕基“抢白”。那是朱镕基在新加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朱镕基回答：“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告诉法院，由他们处理。”张建敏将此句译为“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话音未落，就被朱镕基纠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They are independent （我不能指示法院，他们是独立办案的）”。（文/ 薛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