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有一些人很纳闷，林立果策划武装政变，毛泽东怎么知道的？否则他在南方的行动为什么那么神秘，他为什么提前回京？他们猜测：毛泽东一定在林彪家族安有内线。十几年前，有人写书说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安插在林彪家族的内线。对此，李文普于1999年2月的《中华儿女》发表《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驳斥了这一说法。
　　
　　李文普此文发表后，说他是毛、周内线者归于沉寂。然而，在林彪家族有毛泽东的内线的论调仍不绝如缕。有的学者继续寻觅这样的内线。于是又锁定了一位姓李的，即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后来被判16年徒刑的李伟信。寻觅者提供了三条论据。
　　
　　第一，引用汪东兴回忆录中所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以此来说明毛泽东在林彪处有内线，“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但是引用者对汪东兴所说“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这句话则全然不顾
　　
　　第二，引用汪东兴回忆“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主车的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以此说明“汪东兴此举是因为林立果等曾秘密提出炸虹桥机场的油库”。但是对汪东兴在回忆录中所说“所有的这些（笔者注：指林立果一伙炮制《五七一工程纪要》，策划谋害毛泽东），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则全然不顾。
　　
　　第三，9月13日凌晨，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在北京胁迫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驾驶直升机外逃。陈拒绝并将直升机降落在北京郊区时，周宇驰将陈杀害，随后同于、李相约举枪自杀。周、于死，而李放了空枪。据说，李被捕后就嚷嚷要见汪东兴。这便成为李伟信是毛泽东在林彪身边的内线的又一论据。
　　
　　如果要证明李伟信是毛泽东在林彪家族的内线，就必须拿出李是何时、何地通过何人，如何同毛联系上的以及李用什么方式传递情报、传递了哪些情报的证据。现在，汪东兴和李伟信都健在，寻找这样的证据并非困难的事。
　　
　　中共党内有规矩：禁止在党内搞侦察。“九一三”事件前，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说毛泽东在林彪处安插了“内线”，是爆了一通猛料，可谓“大胆的假设”，但这位学者的“求证”却说不上“小心”。因此，笔者以为，其所提三条只是“内线论”的论据，而非证据。下面就来分析这三条。
　　
　　先说第三条。李伟信被捕后求见汪东兴，出自何处，笔者不清楚。但是，据汪东兴回忆：“抓李伟信的时候，他还喊叫，说要找卫戍司令”。（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18页）
　　
　　李伟信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在林立果等人讨论和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李伟信负责端茶送水，进进出出，听到了片言只语。这个《纪要》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当作敌人，实在是骇人听闻。李伟信正因为知道这个《纪要》，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当他被俘后，便于9月13日晚间主动向审问他的北京卫戍司令吴忠交代了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当时吴忠听不懂，拍着桌子骂李伟信：“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此说出处是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135—13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李伟信说要见汪东兴这一回事，也不能说明他就是“内线”。因为李知道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而他要交代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牵涉到要谋害毛泽东这一弥天大案。他要见汪以交代《五七一工程纪要》求得宽大处理，是可以理解的，这并不能成为他是毛泽东的内线的证据。
　　
　　再说第二条。林立果企图通过炸油库谋害毛泽东，汪东兴要在毛泽东专列附近的油库加派岗哨。正所谓己之要点，即敌之要点，这何须内线？难道在离停放毛泽东专列150米处有油库可以不加派岗哨吗？再打一个比方：某人要抢某银行，而给此银行送钞票的车有武装人员保护。难道由此可以证明是事先知道某人要抢银行，才派武装人员押送钞票的吗？
　　
　　最后说第一条。应该如何理解汪东兴所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笔者以为，毛泽东南巡时的心态类似于1966年“文革”发动前去南方时，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6年“文革”发动前，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作出严重错误的估计，认为党内有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可能发动政变。于是，林彪迎合毛泽东这种错误估计，作了“五五一八”讲话，大讲历史上的宫廷政变。与此同时，在北京采取了成立首都工作组，增调卫戍部队等防政变的措施。事实证明，当时毛泽东所认定的“敌人”，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彭真，没有一个是反毛的，更没有一个想到要搞政变。
　　
　　毛泽东这种对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导致发动“文革”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内乱。而在“文革”中迅速崛起的林彪家中的人际关系又十分诡异。比如母亲叶群几次三番将女儿林立衡逼入自杀的境地；再如儿子林立果偷录母亲叶群同黄永胜调情的电话，并称母亲为“婊子”等等。“文革”的大气候，加上林彪家族的小气候，使林立果的小舰队得以产生。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5年半后，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南巡时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毛泽东前后这两次讲话虽然隔了5年半，但含义差不多，都是在强调有解放军，不怕有人造反；但防的对象大异其趣。1966年，毛泽东防的对象是刘少奇、彭真；林彪则是他的坚定支持者。5年半后，他直指黄永胜，黄永胜后面就是林彪。林彪已经成为毛泽东防政变的主要对象。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最近有许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在南巡期间，就碰到一些蹊跷的怪事，而这些怪事恰恰与作上述讲话的林彪有关。9月2日，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向毛泽东反映：第一，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曾带程去见叶群。程发现叶群对黄、吴、李、邱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第二，1970年，林彪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让江西仿制一辆，说是为他和叶群在北戴河游泳用。制成后，又来专机将原车和复制的车都运走了。第三，1971年7月，周宇驰驾驶云雀直升机到南昌，要见程世清。空八军李登云将周带到程开会处，见了一面。据后来李说，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又飞到庐山、井冈山，再飞广东。周独自一人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第四，林豆豆曾两次到程家采访。在同程的夫人交谈时，流露了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情况很复杂，要程不要涉及她家里的事，说弄不好会杀头的。程向毛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乘水陆两用坦克从北戴河向南朝鲜逃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毛听后嘱咐程，这些问题只能跟周总理讲，对其他人都不能讲。
　　
　　9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杭州，停放在笕桥机场附近的一条铁路支线上。据汪东兴回忆：“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些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187页）
　　
　　毛泽东此时在防止林彪带领黄、吴、李、邱搞政变，这就是汪东兴所说“形势是极其危险的”。而林立果、周宇驰之流在毛泽东眼里只不过是林彪的爪牙。他根本不知道还有林立果小舰队，对其活动更不可能了如指掌。
　　
　　后来，经过多年调查，没有发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与政变的任何证据。但是，有充分证据说明，为督促尽快谋害毛泽东而向小舰队抽鞭子的叶群正是林立果的后台。林彪表现尽管经常如老僧入定，却难逃叶群和林立果的干系。林彪决定出走前，听了林立果的报告，已经知道林立果企图谋害毛泽东，并在动员鲁珉、王飞、江腾蛟、关光烈等动手时遭到婉拒。此时，这几个人中只要有一个去自首就会东窗事发。到那时，说过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林彪将如何面对？正是林立果的刺杀行动失败促使林彪匆忙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九一三”事件就此发生。这是出乎毛泽东、林彪预料的事件。毛泽东没有料到林彪会跑；林彪也没有料到他会摔死在温都尔汗。历史就通过这一系列离奇、诡异的偶然因素显现出必然趋势：中国即将摆脱“文革”的噩梦，走向崛起。（文/何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