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日的汪伪政权中，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们分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铁杆的亲日派，用钱钟书的话说，“天底下除了向日葵，再没有比他们更亲日的人或东西了”。关于前两位大汉奸，博主刘继兴曾写文汪精卫：两首绝命诗冰火二重天与唯一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牛人。他们三人中，周佛海被排名为第三号大汉奸，但论起好色来，他在其中绝对排名第一。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即蓝衣社)。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1938年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大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汪伪营垒中，周佛海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由杨淑慧，而抛弃了为他已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7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李达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我家住吧，帮助我编《新青年》杂志。”，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与李达又是同乡，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106号，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杨淑慧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是当时大上海的闻人，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的女子可比的。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这位穷酸的留学生，虽然身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关心政治，她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她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的女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她决定给二人做媒人，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性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她曾经多次对父母讲，将来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而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件事，周佛海深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聪明的王会悟立即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给你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后，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他也不顾在家吃苦受累、照顾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纸休书寄了回去，从此便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
　　
　　周佛海很快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当时才20岁，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已早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当杨淑慧父母看到这则消息后，他们呆若木鸡，父亲杨卓茂顿时感到名誉受到伤害，于是，他拿着报纸找周佛海算账，恰巧周佛海外出，刘仁静就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刘仁静刚刚向张国焘介绍完，杨卓茂就跳起来大骂周佛海，说周佛海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并声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只有24岁的张国焘与19岁的刘仁静，二人还都是北大的学生，他们从没有见过这场面，连忙紧张的走过去，苦口相劝，让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们了解情况后再说。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就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并与其生有一子一女。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时，遇东京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后成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