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访陈伯达

　　

　　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很多人问我，你是如何采访陈伯达的？

　　

　　最初的采访，却是十分的艰难。这艰难是双重的：

　　

　　首先，陈伯达虽然已经刑满，但是，他家隔壁便住着公安人员。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所以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扰。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记者和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家门。

　　

　　我从公安部获悉，陈伯达在1988年10月17日刑满——他是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他的十八年有期刑期便从那一天算起。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十来天之后，我便从上海赶到北京，开始对陈伯达进行采访。

　　

　　我能够从上海得知陈伯达的情况，并且如此及时赶去采访陈伯达，不言而喻，得益于我与公安部多年的联系。在采访马思聪问题的时候，那四口袋“002号案件”档案，上午在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手中，下午就到了我手中。采访陈伯达最大的困难在陈伯达本身。

　　

　　陈伯达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他很明确地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双重身份陈伯达应该怎样称呼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困难，他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话极为蹩脚，一般人难以听懂。

　　

　　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估计到采访的艰难。事先，我查阅了陈伯达专案的有关材料，查阅了陈伯达的众多的着作，排好他的年谱。在做好这些案头准备工作之后，我专程来到北京。我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我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陈伯达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然后，我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

　　

　　我在打“外围战”时，就被陈伯达知道了。他以为，像他这样的人，还写什么“传”？！他说：“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免了吧，我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虽然他的老朋友把他的话转告了我，但是，我仍要求跟他见面。我想，我还是能够劝他接受采访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些追求奇闻轶事的小报记者，我是把“文化大革命”史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来做。陈伯达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对于陈伯达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抢救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我的本意并不是刻意于为陈伯达写传，而是想透过这样一位特殊人物的人生道路反映那场中国当代史上的浩劫，借昔鉴今，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以防悲剧重演。也正因为这样，我曾说，我为要写的《陈伯达传》，做了十年后出版的准备，但是，考虑到陈伯达已是风中残烛，对于他的采访，却是刻不容缓的了。

　　

　　在打了“外围战”之后，我有了充分的把握，于是，我决定去采访陈伯达。当然，我深知，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采访，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就连称呼，我也做了反复斟酌；叫“伯达同志”，当然不合适；直呼“陈伯达”，毕竟他比我年长一辈；叫“陈先生”，或者叫“陈老师”，也不很恰当……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叫“陈老”最为妥切，一则他确实“老”，二则这是中国人对年长者的习惯称呼，亲切之中包含着尊敬之意。

　　

　　在我看来，陈伯达有着双重身份：他是历史的罪人，我在写及“文化大革命”时以批判的目光对待他；他又是历史的当事人，是我的采访对象，我要尊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