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1904年10月－1989年9月20日），原名陈建相，字仲顺，福建泉州惠安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政治秘书，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1969年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1970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1年8月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10月刑满释放。1989年9月20日逝世，年85岁。着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

　　

　　生平简介

　　

　　陈伯达于1904年10月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15岁那年，陈伯达考入华侨富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现为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在集美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后，17岁的陈伯达回到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教员，一年后到厦门小学任教。

　　

　　担任小学老师时的陈伯达十分倾慕中国诗坛上的“新星”郭沫若，他一遍又一遍拜读郭沫若新出的诗集《女神》，还写信给郭沫若，大谈读了《女神》之后的感想。郭沫若给了他回信，使他兴高采烈。

　　

　　1924年，陈伯达在中共早期党员、福建人张觉觉帮助下来到上海，一边在一家小报当记者，一边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在这所大学里，陈伯达受到了共产党人的熏陶，初步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5年春，陈伯达回到厦门。就在这年初春，还是文坛上无名小卒的陈伯达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寒天》。这篇《寒天》竟然紧挨在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旁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陈伯达刚满20岁，以后他再也没有创作过小说。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21岁的陈伯达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人介绍，参加了国民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赵世炎、陈延年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倒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就在这时，陈伯达由厦门来到上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陈伯达向中共组织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陈伯达在自己回忆往事的手稿中，是这样写他的入党经过：“我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屠杀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共产党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

　　

　　陈伯达在1927年4月下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很难在上海立脚。他便奉党组织之命，跟随王明、李立山、罗亦农、王荷波等一批共产党人，一道坐船撤向武汉。到了武汉，组织上分配他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蔡和森。不久，陈伯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派他赴苏联学习。陈伯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分配在一年级二班。

　　

　　人生转折

　　

　　陈伯达在初到延安时未能得到中共中央重用，其心境不那么舒畅。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那是一次由毛泽东参加的理论座谈会，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很仔细倾听着双方的争论。就在争论愈发激烈的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尽量讲得慢一些，以便大家能听懂。陈伯达高明之处，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当天傍晚，毛泽东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急忙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泽东宴请了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这次请客很简单，毛泽东、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四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泽东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转向陈伯达，问起北平文化界情况，问起张申府(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其夫人刘清扬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夫妻双双脱党)的近况。

　　

　　毛泽东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话题，越谈越投机。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

　　

　　被毛泽东看中后，陈伯达不再坐冷板凳了。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虽然陈伯达的话难懂，听久了，也慢慢听惯了。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请求毛指正。毛泽东细致地读完后，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笔者注)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敬礼！

　　

　　毛泽东二月一日夜

　　

　　跌宕人生

　　

　　在毛泽东的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当然，彼时炙手可热、风光八面的陈伯达，并不知道仅仅在一年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彻底终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秦城监狱。

　　

　　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林彪第一个发言时，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第二天，陈伯达在参加华北组会议时，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实际上就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同时陈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此外，吴法宪、叶群、王洪文、邱会作等也分别在西南组、中南组、上海组、西北组发言，附和林彪的讲话。当天，华北组还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

　　

　　毛泽东的反应怎样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做检讨。继而，由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向中央做检查。

　　

　　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会前，陈伯达摘录了很多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材料，为庐山会议造势。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写了一段话，这就是着名的《我的一点意见》。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泽东仅仅批评了陈伯达一人。而且，特意点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泽东的身份和影响，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接下来的会议上，陈伯达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闻、简报都不再点到他的名字。从外界来看，曾经地位颇高的陈伯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被捕入狱

　　

　　陈伯达没下庐山就被监控起来。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到了北京陈伯达就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自由。软禁之前，陈伯达想再见一次毛泽东，几次给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都未成功。打电话给康生，康生连电话都不接。倒是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很快回了话，表示“已经没有办法”了。对陈伯达这位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周恩来没有落井下石。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正等待着他。陈伯达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是戴着“反党分子”、“托派”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帽子。

　　

　　1971年3月，毛泽东称：“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www.lishi54.com

　　

　　不过，虽然陈伯达在1970年10月18日就已被拘押(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1988年10月17日。18年刑期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可直到1976年9月，陈伯达才被正式逮捕，并于1980年11月20日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公开审判。

　　

　　晚年生活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从陈伯达1970年10月被关押算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当时在中央主政的邓小平、胡耀邦，了解到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毛泽东这样处理是对的，后继者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毛泽东实行的优待政策，不仅保持了对陈伯达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

　　

　　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安排陈伯达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他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起床，吃过饭后，便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陈伯达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送给中央领导参考了。

　　

　　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那一年，陈伯达88岁。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京。随后，陈伯达以原名“陈建相”被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一则电讯：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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