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统治者拉拢收买游侠，主要是想利用其侠义名声和凶狠好斗的本性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些被收买的游侠也都“不负厚望”，竭心尽力为统治者做鹰犬。楼护曾被平阿侯王谭举为谏议大夫，后又擢为天水太守，因而楼护对擅权的王氏家族感激涕零，不惜以出卖避难的朋友来讨王家欢心。陈遵曾被大司徒马宫荐为郁夷令，后因血腥镇压“槐里大贼”赵朋、霍鸿有功而被封嘉威侯。王莽曾亲自召见原涉，先“责以罪恶”，继而特赦，并将其拜为镇戎大尹，恩威并施，最终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对那些收买不了或统治者认为没有利用价值的游侠，统治者则采取迁徙的办法，使其离开自己的地盘和党羽，不再有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能力。长安周围的七座陵邑(长陵邑、霸陵邑、阳陵邑、茂陵邑、平陵邑、杜陵邑)徙民时，其迁徙对象就包括全国各地的大侠豪杰。郭解本是河内轵县人，武帝时被徙茂陵；楼护本为齐人，后随父至长安；原涉的祖父即“以豪杰自阳翟(今河南禹县)徙茂陵。”这种迁徙异地的作法有时却并不奏效，一是这些大侠本人虽被迁徙，但其留在原籍的党羽仍借助其声威，为非作歹。郭解徙居茂陵后，轵地有人诋毁他，他原来的门客即将此人断舌杀死。二是这些大侠一般名气都很大，因此他们到达新居后又很快聚集起一股新的游侠势力。楼护在长安“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众以是服”。原涉的祖父徙居茂陵后，很快又招募了一大批不轨之徒充当门客。

　　在迁徙不十分奏效的情况下，统治者便采取了收捕、镇压的严厉措施。西汉前期，景帝曾亲自下令、诛杀了一批游侠名豪；武帝时，族诛了当时名侠郭解；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前24年)，王尊为京兆尹，收捕了一大批为害长安的游侠，并斩杀其魁首万章、张回、赵君都、贾子光等“报仇怨养刺客者”。原涉的门客狐假虎威，仗势欺人，买肉时砍伤屠夫，县令尹公便拘留了原涉，责令他“肉袒自缚，箭耳，诣廷门谢罪”，狠狠打击了当地游侠的嚣张气焰。

　　游侠遭到镇压时，也曾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有的游侠“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有的则不甘心白白被杀，他们想方设法，让捕杀他们的统治者的鹰犬引火烧身。武帝时，公孙贺为丞相，其子因罪入狱，当时正在通缉阳陵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便请求武帝让自己负责这件事，以期拿朱安世来赎子之罪。后来虽然抓住了朱安世，但公孙贺的儿子出狱不久，朱安世即在狱中上书，揭发公孙贺的儿子与阳石公主私通，并指使人作法诅咒武帝，公孙贺父子因此而获罪入狱，后被夷灭三族。反抗最强烈的要算是槐里大侠赵朋、霍鸿，他们在遭到镇压时，率众拿起武器啸聚山林，公开与统治者进行武装斗争。

　　西汉王朝之所以自立国开始，即出现了“游侠”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是有其社会根源的。秦汉之际，一些破落的六国贵族子弟仗剑习武，以期乱世逐鹿，恢复从前的贵族地位，而此时正当战乱，社会也需要武侠来平乱，因而时人有很重的轻文尚武心理。当时还是汉王的刘邦即很鄙视文人，经常骂他们为无用的“竖儒”，还曾对着儒士的帽子小便，而对会打仗的习武游侠却很看重。破落贵族子弟韩信投奔刘邦时，穷困潦倒，但因其熟谙兵法，与刘邦谈起统兵打仗来头头是道，刘邦便郑重其事地斋戒七日，设立坛场，拜韩信为统帅三军的大将军。及至刘邦建汉后，这位马上皇帝仍然看不起文人，以至朝中“公卿皆武力功臣”。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许多人不顾时代变迁，也佩剑执刀，以任侠为业。又加之西汉立国之初，国内即不很太平，先是刘邦剪除异姓王的战争，继而又出现了同姓王的“七国之乱”。另外，边关烽火也终其一朝不断。这就为游侠之风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以致于游侠人数剧增，一些地痞无赖、豪强恶霸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也以游侠自居。这些人在地方上巧取豪夺，欺男霸女，渔肉乡民，完全失去了汉初游侠“赈穷周急”、行侠仗义的初衷，成为当时一大社会公害，班固指责他们是“盗跖而居民间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