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庆回天津述职时，张謇也一道回国。吴就把庆军在朝鲜的日常事务，全都托给了袁世凯办理。两月后，袁公开投靠李鸿章，很令吴长庆难堪，吴不久郁郁而终。 老板是用来出卖的，哥们是用来陷害的。小袁出色地实践了这条人际关系定律，而在后来的岁月中，他还很成功地干过多次。 张謇、朱铭盘等气愤不平，写信责问袁世凯，并与之绝交。 他们嘲笑袁世凯：随着地位上升，连对人的称谓也变得离奇。“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并指出袁有野心：“以司马往日之为人，疑其不应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 命运无常，无人能测。 30年后，张謇既非当日的幕僚书生，袁世凯亦非当日的武夫。因为立宪、共和，曾经割袍绝义的二人，在现实政治面前，开始第二次握手。由此形成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南北互动、呼吁立宪的格局。 1911年(农历辛亥年)5月11日，张謇进京途中路过彰德(安阳)。此时，慈禧已死，袁世凯被迫下野，正蛰居彰德附近的洹水河畔。对这样一只政治潜力股，张謇当然明白其投资价值，但对是否亲自拜访仍有顾虑。大家现在都是有身份的人，毕竟绝交多年，陡然见面，如果冷场，恐怕颜面很难看。在同行人员劝说下，张謇终下访袁决心，并仔细商讨会晤细节。 这次会面从下午五时一直进行到深夜十二点，随行者刘厚生回忆说：“我们同车的人一觉醒来，见张謇登车含笑对我们说：‘慰亭(袁世凯字)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数小时的“道故论时”，内容应当极为广泛，交换时局的看法想必是最重要的内容。这次见面，张感觉袁的见识非同一般，远在碌碌诸公之上；袁对张关注的导淮事业给予高度评价，并以人民利益相标榜，获得张謇极大好感。临别时，袁表示，如有出山之日，当一定遵从民意，希望张謇给予多方合作。 对这次会晤，张謇抵京后意犹未尽，致函袁世凯称：“30年别离，世事沧桑，一夜畅谈，慨系横生。”洹上会谈，使袁张多年的芥蒂进一步消弭，为日后张謇拥袁作了极重要的铺垫。 当年10月，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赶到武昌。10月10日上午，张謇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他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张謇没有想到，他居然亲眼目睹了武昌首义的烽火。 武昌起义，举国震动。作为立宪运动领袖，新兴实业家代表，张謇的心中对革命及其可能带来的动乱充满了担心。但眼看星火燎原，江山变色，一向务实的他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迅速转向共和，辫子剪了，日记也换成阳历。通州很快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詧出任地方总司令。 不久，孙中山来信邀请张謇到南京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然而，去了一趟南京，张謇反而更加坚定了弃孙投袁的决心。很多年以后，后人在张謇的日记中发现，南京会面后张謇对孙中山的评价，仅仅四个字：“不知崖畔。”说白点就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没谱。 实际上当时民国政府政令不能出南京城，军饷都发不出来。这样的政权能有什么前途？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政治经济学原理，张老板比革命党领袖们更清楚。 伤逝 1915年2月，张謇辞去袁记政府农商总长，标志着他一生全国性政治活动的结束。1915年后，他把更多精力放到南通自治上来。 从此，大生集团被张謇当做一台现金提款机，资本的运用经常服从于张謇个人的热情和理想，大量资金被抽调到那些公益事业中。在南通，大生集团俨然取代了政府的角色，而张謇则成了实际上的南通市长，他的目标是将南通建成“新新世界[12.600.24%]”。 南通建设是全方位的。根据张謇自己的总结，大生集团哺育了大量公益机构，包括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16家慈善团体等。南通自治耗尽了张謇后半生的心血，也让他很有成就感。 政治家张謇被鲜花与掌声包围，企业家张謇的危机却在悄悄逼近。 1920年至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股票非常抢手。此时，大生集团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银行、钱庄争相贷款，大生进入黄金时代。 1922年，持续走红的纱布市场突然暴跌，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 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此来临！ 这些年，大生投资扩张过快，以大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企事业，实际上成了一座“倒金字塔”，投资总额达到3300万两，大生的基础已不足以支撑。小马拉大车，肩头使命过多，大生纱厂终于累趴下了。 人才少，管理乱，跑冒滴漏严重。 离开大生后，刘厚生曾感慨万千：“大生各实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张家兄弟请示，但他们对下面的实情并不完全了解，让人钻了不少空子。集团内人才匮乏，特别是各盐垦公司，除了江导岷可以独当一面，几乎没有第二人可以信用。” 不过，过度分红、杀鸡取卵才是让大生走向衰败的致命毒药。 一战期间，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刘厚生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长信忠告张謇：“欧美各国股息最多不过3%，上海、无锡各纱厂股息也没有超过10%的。通州人总以多付股息为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原理，风险非常大。”但这些忠告并未引起张謇注意。 另外，汇率问题也让大生雪上加霜。此时，一战已经结束，欧美经济开始恢复，外币大幅升值，战前订购的生产设备实际售价大涨，困境中的大生已没有能力提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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