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胡绳武金冲及着，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11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席位让给袁世凯，是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近几年来，学术界有人曾就此问题撰文进行讨论。讨论涉及孙中山“让位”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让位”?孙中山的“让位”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与影响等问题。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在有些问题的看法上，甚至截然相反。这种分歧，表示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可是，也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未免较多地注意孙中山在“让位”问题上的正确与错误，功过与得失上面。而对于孙中山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让位”的，这种历史环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历史环境对孙中山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斗争策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则不免缺乏具体的论述。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袁世凯之所以会被推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首先是因为武昌起义后，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较普遍地形成一种如袁世凯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南方各省中就出现了鼓励袁世凯反正，宣传袁如能反正“归顺”民国，就可举为大总统的舆论。以黎元洪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并很快地确立了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正是由于这种环境，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反革命野心才得以实现。描述这种历史环境的形成，剖析形成这种历史环境的诸因素，论述孙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接受并推行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袁世凯适于做大总统的舆论，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开提出来的?目前已出版的近代史的论着中，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现在看来，第一次公开提出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侵略权益的英国报纸。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报》第1页以《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为题的新闻报道中说：“《每日镜》(DailyMirror)、《伦敦晚报》(LondonEvening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此间舆论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以助其成功，云云。”这是目前笔者所看到的公开提出让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最早的宣传。10月21日离武昌起义才刚满10天，当时孙中山尚在美国，根本没有“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这回事，英国的一些报纸竟如此公开宣传，这是它们心声的流露。
英国报纸之所以如此宣传，决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以维护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免遭革命损害的表现。
英国当时在中国是拥有最大侵略权益的国家。它在中国的贸易总额，包括香港在内超过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贸易的总和。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六册)，第5页。而被革命席卷了的长江流域，恰好又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它的在华投资3/4在这个地区。因此，英国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急于希望局势能够尽快地恢复平静。但是，究竟怎样才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回复呢?直接出兵干涉么?根据当时的形势，它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向中国人民宣战，会危害到它的臣民在华的生命和财产。怎样才能做到既不冒出兵干涉的风险，又能使被革命打乱了的旧秩序迅速地得到恢复呢?这在英国政府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是因为它认为，袁世凯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有能力维护旧秩序的强有力的人物。事实上，“庚子之役，袁在山东的措置，甚得西人称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务部尚书，对内推行新政，对外联好英、美，声誉日隆。罢黜之后，清政府每况愈下，英、美对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愿革命党得势，希望袁再出秉政。”郭廷以着：《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早在1911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Grey)在与日本公使加藤讨论中国的局势时就说：“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内阁是软弱的，优柔寡断的。这个内阁以不现实的政策将自己推向深渊。它的活动可能给自己招致国内革命。很可惜，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如唐绍仪等人，没有担任国家公职。”P洛：《英国与日本(1911—1915年)，英国远东政策研究》，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91页。这说明：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八个月，英国政府就希望袁世凯出来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国政府的这种意愿，我们对于《每日镜》、《伦敦晚报》等英国报纸竟然无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种宣传也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在国内究竟是谁首先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就可以做大总统的?有一个湖北人，得知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消息后，用“鄂人”的名义给袁世凯写信说;“近闻海上各报，皆谓阁下已受满虏简为鄂督，偕厩昌前来，心窃怪之。嗟乎!阁下非汉人乎?胡一旦昧心至此也。”“为阁下计，何不以迅雷之势，建不世之业，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鄂人致袁世凯书》，见《满清外史》第8编。(按：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日期是10月14日，如果写这封信的“鄂人”是住在武汉的，根据当时沪汉二地通邮情况，一看到报上刊登袁任“鄂督”的消息就写这封信，则写信的日期当在10月20日左右，那么，它很可能就是最早表示袁如反正，就可以拥为总统的一封信了。很可惜，这位“鄂人”的信既未署名亦未注明写信的日期，所以尚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在革命党人方面，明确公开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举为总统有确切日期可查的是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报》。该报在这一天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说：
“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
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
袁世凯是10月30日，正式接受清廷委任的钦差大臣，离开彰德南下视师的。10月28日《民立报》发表上述“短评”的时候，袁尚在彰德，这说明袁尚未“出山”，革命党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了。在这篇“短评”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立宪派人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所以，尽管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五天就开始搞起所谓“惜阴堂策划”，力图使袁世凯登上总统的宝座，但看来，首先公开鼓励袁世凯争取做大总统的是革命党人而不是立宪派人。
继上述“短评”以后，公开出来鼓吹袁世凯可做大总统的是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神州日报》在1911年11月2日这天，刊登了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和芝加哥旅美学、商全体等三封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的电报。这三封电报是：
伦敦华侨致全国同胞电
“全国同胞公鉴：救亡之策，惟泯汉满，和革党，调新旧，速建联邦共和大国，优养废帝后，不可迟疑失时。……务乞亿兆同胞，军民一心，速迎天机，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宪国。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外论亦协，方不可折入满洲，存帝自扰。即为满人计，亦宜如此。……华侨泣血布各报。”
留德学生电
“各报馆鉴：主张自开国民会议，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已电资政院。留德学生。”
旅美芝加哥华侨电
“各报馆鉴：项城宜于汉族总统，勿任满洲利用以延虏祚。如果甘为满奴，誓为三百九五兆人寸磔此汉奸，以谢同胞，旅美学商全体一致。旅美芝加哥华侨公电。”
《神州日报》在刊载了上述三封电报后，又分别于11月4日和6日，先后用《忠告袁世凯与东南各督抚官吏》、《再告袁世凯》为题，发表了两篇社论。在《再告袁世凯》中说：
“满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师以往诸酋之故智，令公视师，欲公出为曾国藩第二，殊不知时事既移，曾氏已为天下所唾骂。今日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家性命计，惟有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军，扫黄龙之残局，然后黄袍加身，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岂有到手之华盛顿弃而不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
其后，该报又于11月15日，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沈朵山、孙星如二人来稿——《新国家建设之谋划》(续)一文说：
“仆等之愚，以谓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足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为今之计，惟有联合已告独立各省，公举夙负名望之人为代表，造袁往请，更宜乘袁氏未北行之前，倍道而行，如袁行至北庭则事又多一周折矣。且今日无论袁之人格与共和政府相容与否，顾彼为名誉计，一时必自感受。吾中华民国能纳袁氏则可杜外人干涉，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目前之至计最要法着也。”
这篇文章从其内容看，是写于袁世凯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写作的最晚日期当在10日左右。《民立报》和《神州日报》，当时都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所掌握的报纸，在从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这么多鼓吹争取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的言论，这就说明了当时在革命党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认为争取袁世凯反正、举袁为总统对革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黄兴在11月9日，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也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
早在黄兴写这封信以前，湖北军政府和已独立的南方其他各省军政府，已经确立了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举袁做第一任大总统的方针。江海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11月9日致总税务司安格联(FAAglen)的报告说：“黎元洪宣称，他已通电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三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页。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二十七报于9日上午的报告：“传说黎元洪曾对某外国人谈，现在中国各地革命军之五个司令官均已同意函请袁世凯担任中华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云。”《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一号，第563页。正是因为已确定了这个方针，所以，11月11日，黎元洪等人代表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干谈判时，黎对刘、蔡说：“予为项城计，即令返返旗北征，克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辛亥革命》(丛刊本)(八)，第66页。当时，《神州日报》也公开报道：“黎元洪以中国共和第一任总统许袁世凯，现袁对此事之答复，犹豫未决。”《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2日，北京电。“袁世凯逗留不肯赴北京，闻已受黎元洪言愿为共和领袖，以冀彼举为第一总统。”《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3日，汉口电芜湖转。过去，不少辛亥革命史的论着，多把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的制定归之于当时像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挤进革命阵营所产生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渗入各个革命的军政府，他们对这种“举袁”方针的制定有影响是事实，但并不是主要的。11月初，南方各军政府确立这个“举袁”的方针时，离武昌起义尚不到一月，事实上，当时在各个军政府内部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的发言权并不大。上述《民立报》和《神州日报》所发表的言论，足以有力地说明：袁世凯如果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的确定，起主要作用的并非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一些人，而是当时在革命党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认为袁世凯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举袁”方针的确定，应该说，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集中反映。这种方针的确定，为各种支持袁世凯上台的社会势力(包括帝国主义的势力)的预谋得以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自从11月初由黎元洪代表南方各省军政府提出，经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开会时，得到正式以决议的形式通过后，一直为革命党人所奉行贯彻。南京光复后，黄兴于12月9日给汪精卫的复电说：“项城雄才大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南北议和开始的前二天，即12月16日，《民立报》在以《告唐绍仪》为题的社论中说：“吾深有待于唐绍仪之宛转陈述，俾袁氏迫令满虏以退让为能，则民国之建，无以为梗。吾族健儿必乐予满虏以特别之优待，而总统之席，袁世凯终有当选。千载以后，铜像巍峨，不啻唐绍仪贶之。袁氏之感谢，及于子孙。”《告唐绍仪》，《民立报》1911年12月16日。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开始，五天以后，即12月23日，黎元洪、伍廷芳二人，又分别向《大陆报》公开声明，只要袁世凯“不再迟延承认共和政体，必可选为共和国总统。”《革命中之西报观察》，《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5日。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也分别于12月31日和1912年1月2日，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临时大总统一席，他只是“暂时承乏”，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一定“让位”。
由上可见，自从11月初，黎元洪提出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直到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后，革命一方所发表的公开声明，从未改变。即使在南北议和期间，许多革命党人一再批评议和的错误，并揭露袁的反革命野心，但却很少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袁如反正即举他为大总统的这一方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革命党人产生拥袁以建共和最为有利的心理，制定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一再宣传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难道他们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毫无认识么?也不是。事实上，就在宣传袁最适于做总统的同时，也有人不断揭露他是“帝制自为”绝不可信赖的奸雄。甚至在同一份报纸上，短短的几天内，既登拥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如《神州日报》在11月15日的社论中提出迎袁出来做大总统为当今最要之法着的次日，又发表题为《论过信袁世凯者之误》的“社论”，指出袁有“操莽之遗风”，在“汲汲收揽兵权”，“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吾人决不能以无数鲜血，亿兆无量之牺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为富贵之资。”《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6日。其后，随着袁世凯并不是痛快地接受拥戴，而是在残酷镇压革命的同时，大肆玩弄停战、议和的花招，别有用心地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反革命伎俩的揭露也就更加痛快淋漓。
如何解释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并非毫无认识，而又推行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这一问题，只要我们对他们当时所提出的“拥袁”理由作一番研究，即可以得出清楚的回答。
总括当时许多的“拥袁”言论，其所持理由约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袁为汉人，“袁世凯之资格，宜于汉族总统”;2外国舆论主张举袁为总统，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3举袁可以“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当时革命党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应该说，这既有历史的亦有现实的根源;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力量对比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清廷不仅放手卖国，而且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种族的歧视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统治，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口号，实质上包含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对内反对封建压迫和种族歧视内容的战斗口号。因此，它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胡汉民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说：“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仅取得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向。”《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这里所说的“民众”，事实上应该把众多的革命党人都包括在内。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汉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过分强调满汉对立，简单地宣传“排满”，这就使他们不仅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和军阀当作革命对象，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胞兄弟。所谓“论地位则为仇雠”，“论情谊则为兄弟”。只要他们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即可“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这种长期而反复的宣传，在革命党人和一般的民众中自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昌起义后，许多人继续强调满汉矛盾，接受甚至拥戴清朝的督抚宣布独立，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举袁”方针的提出，自然与这种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袁世凯既为汉人，只要他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他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从这一点来讲，当时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举为大总统，不仅不足为怪，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是袁世凯而不是其他的汉族大官僚为革命党人所拥戴，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袁为“中外所重”。黄兴在给袁世凯和汪精卫信中所说的“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黄兴集》，第82、94页。，并非全是客套话，而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袁世凯的形象，并非他后来成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而是一个在清廷中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这与袁世凯在清末积极推行“新政”，支持立宪，主张成立责任内阁，欺骗了不少人，在上层社会特别在立宪派人中有相当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黄兴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所说的“以明公个人言之，满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当系指此而言。革命党之所以“举袁”，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武昌起义后，他迅速地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只要他赞成共和，即可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所谓如袁世凯“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复汪精卫电》(1911年12月9日)，见《黄兴集》，第81、94页。正明白地道出了革命党人拥袁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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