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1949年以前，在专制制度末日疯狂的黑暗中，一代代报人前仆后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为国家民族淌尽了赤子之血，也为新闻界增添了一些豪迈和底气。这句话说得很煽情，但并不贴切，“增添了一些豪迈和底气“是有的，不过代价远非“惨重”，将“一代代报人前仆后继”改成“一家家报刊前仆后继”或许更为妥当，因为国民党政府对那些不听话的报刊，往往只是查封而已，或者停刊几天，绝大多数编辑、记者都安然无恙，有时候甚至连一个处分都没有。

　　

　　陈翰伯任意诋毁国民党，最后坐飞机礼送出境

　　

　　当国共双方签下“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即将圆满结束之时，山城发生一起意外事件: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乘坐的黑色轿车，在撞伤路边的国军士兵后，继续往前开，带队的班长一怒之下，端起步枪，就扣动了扳机。李少石的突然遇难，中共方面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政治暗杀。当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十分悲切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在宣传基调上，《新民报》与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副总编辑陈翰伯接到记者发回的新闻稿，在并未核实的情况下，大笔一挥，就写下这样一行谴责性的标题:“墨迹未干，特务行凶”，比《新华日报》的标题《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杀》更有力。

　　

　　这位陈副总编辑，真实身份其实是地下党。战斗在白色恐怖中，他并不怎么隐蔽自己。抗战期间，他在孔祥熙主办的《时事新报》当主任，有记者写了篇延安归来的反共新闻稿，他只把写风土人情的那些文字给发表了，“精华”部分则全部删掉。还有一次，他和《大公报》、《扫荡报》的记者一起去鄂西前线，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湖北分社一位徐主任出面接待。虽然，陈翰伯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个徐主任实际上是来监视他们的，但这句话是不是也算任意诋毁?俺不敢确定，俺只看到他在前线采访时，一时兴起，高唱国际歌，丝毫不怕同行去告密，也丝毫不怕身边的国军士兵把他当场逮捕。由于陈翰伯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与国民党唱反调，《新民报》老板陈铭德生怕他再惹祸，连累到报馆生存，就好不容易买到一张重庆至上海的飞机票，将他礼送出境了。

　　

　　龚记者手持双枪，喝退国军名将

　　

　　张发奎、薛岳，一个是北伐时期的“铁军”军长，一个是八年抗战的第九战区司令官，要枪有枪，要兵有兵，想摆平几个文人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不过，民国时代，什么样的天方夜谭不能实现?居然也有把这两位三星上将都震住的记者。这位记者，就是龚德柏。龚德柏，湖南人，号称“龚大炮”，凡是看不惯的，他都要骂一顿才解气。要骂人，就得办报纸，有一块舆论阵地。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骂自己想骂的人。于是，192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在《国民外交杂志》、《东方日报、《世界日报》、《申报》从事新闻工作，以泼辣的作风针刺时弊、鞭挞权贵。对此，他曾不无得意地评价自己:“胆大狂妄四个字，生是我的美评，死是我的嘉谥。”当年，龚德柏打小报告，说史量才拿日元，又鞭尸邵飘萍，说他拿卢布，还只是小菜一碟，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他主办《救国日报》，更是口无遮拦，以公开表示不怕上雨花台的胆量，架起大炮，您意抨击国民党最高当局，甚至拿下三滥的事情去调戏孙科，这就是本文要讲的故事:两员战将，搞不定一个龚德柏。

　　

　　1948年，民国选总统，龚德柏作为湖南人，力捧程潜，猛轰行政院长孙科，指名道姓地说他贪污、行贿。刚开始，孙科还沉得住气，作为中山先生的长子，这点风度还是有的，反倒是龚德柏沉不住气了，连轰几炮后，见对手没动静，便玩起最毒的一招，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捏造事实，揭发孙科玩女人、用黄片招待外宾，被孙中山拳打脚踢。

　　

　　这封信一经曝光，果然激怒了孙科和广东代表团，张发奎、薛岳拍案而起: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说着，挽起袖子，亲率60多名国大代表，分乘两辆红色交通车，直扑《救国日报》，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而报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甘示弱，奋起还击，一时间椅子、棍子、墨水、浆糊、排字盘满天飞。其中，有一个名叫王德全的国大代表，一拳打到玻璃上，弄得自己鲜血直流。擒贼先擒王，征战一生的高级将领，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张发奎、薛岳正想冲上楼，打进总编室，活捉龚德柏，却不料迎面遇上两把双枪，只得乖乖止步。原来，龚德柏早已拔出平时护身用的家伙，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之一拚。于是，铁军名将和抗日名将只好跟妇人似的隔着楼梯，与龚大炮对骂一阵，然后愤愤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