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和蒋介石都喜欢去逛妓院，蒋甚至将高级妓女纳为妾……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妓女这个特殊的群体也加入其中。她们之中有立志报国的，为革命出钱出力，救助落难的革命党人；也有让革命党入腐化堕落的，连蒋介石、陈其美等也经常出入妓院。甚至在宋教仁被刺案中，也有她们的身影……
　　
　　革命党人与妓女的关系
　　
　　同盟会重要干部陈其美1909年在上海马霍路（今黄陂北路）经营秘密革命机关天宝客栈时，又以清和坊琴楼别墅和粤华楼17号为附属机关，“阳为纵情声色，以掩人耳目，所以外面只知道这是个娱乐场所，不觉其为革命机关”。每晚六时至十时，或餐于粤华，或宴客于琴楼，与王金发等主要人物讨论革命事宜。陈其美因此在上海光复后被人号为风流都督、杨梅都督。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又经常出入五马路群玉芳妓院，蒋介石也随同前往寻欢作乐。蒋在1912年纳的妾正是在该妓院中作娘姨伺候高级妓女的姚冶诚。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挥金如土”，“贪财好色”，“日走妓馆，恣情滥狎，一时有杨梅都督之号”。当陈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时，陶成章说：“我的钱要给浙江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但在清王朝行将崩溃、清军与革命军停战议和期间，某些起义军新贵为及时行乐，“在武昌找土娼，或每天夕阳西下，辛苦渡过那一衣带水的扬子江到汉口去嫖妓。”由于汉口的街市被清军冯国璋用野炮轰成瓦砾，“仅在租借地有妓院，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为新贵们行乐的重心区了。”
　　
　　1912年初，关外都督府的军械人员从东北买了两挺机关枪回烟台后“上岸去玩日本下女”，结果枪被上海都督府的同行顺手牵羊拿走了。
　　
　　冯玉祥对民国初年有些立志献身革命的青年，“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大有感慨。他在写回忆录时说：“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这真叫人看着太可痛心了。”当然，辛亥革命前后也有一些青年革命党人怀着崇高的理想，坚持洁身自好，并企图以此改造社会风气的。
　　
　　1903年陈独秀等人在拒俄运动中“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准备成立安徽爱国会。在该会拟章中有社员戒约一章，内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之条文。民国建立后，唐绍仪、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人于1912年2月23日在上海发起社会改良会，“总旨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认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入会条件共有36条。第一条即“不狎妓”，其次为“不置婢妾”。第三十六条是“戒除有碍风化之广告（如卖春药、打胎等）及各种印刷品（如卖春画、淫书等）。”“其后为政潮所激荡”，该会发起人“次第星散，未及进行”。
　　
　　妓女与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人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女同盟会会员战斗的身影，而在她们的行列中妓女郭莲花赫然在目。此人在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时曾租屋放火予以配合，后被捕。
　　
　　1911年镇江人马贡芳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妓女黄碧泉为他“奔走省港，泣吁营救”。辛亥革命后，个别参加广东女子北伐队的队员由于生活无着，甚至沦为妓女。
　　
　　上海光复后，张侠琴、唐天琴等青楼妓女在革命风潮的激荡下创办了中华女子侦探团养成所，准备为革命军收集情报而培养间谍。入团的条件是年龄在16岁以上30岁以下，粗通文字者。计划先在养成所训练侦探知识三个月，养成侦探人才，再赴前敌，探取行军时之敌情及国际上之秘密。虽然北伐战争不久因南北议和迅速了结，该团未能正式启用，但上海妓女们的一片爱国热忱实在令人钦佩。
　　
　　刺宋案中的妓女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三天以后上海租界巡捕房根据一个古董商人的报告，逮捕了上海青帮大字辈、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桂馨。次日凶手武士英也被缉拿归案。此案的政治背景是袁世凯授意国务总理赵秉钧遥控应桂馨干的。应桂馨，浙江宁波，1895年前后在上海拜道台黄祖络为义父，从此依仗有官府的庇护，赌博嫖娼，过着十足的流氓生涯。他接纳妓女翁梅倩为妾，后来又在风月场中看上了雏妓花旦小喜凤，不惜出重金为她赎身，然后命令小喜凤在他开设的桂仙戏馆演出有伤风化的剧目。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应桂馨与同盟会干部陈其美搭上了关系，参加了上海的辛亥革命，曾经担任上海军政府谍报科长、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
　　
　　1913年2月已经暗中投靠袁世凯的应桂馨在上海把山西人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拉进共进会，两人交换兰谱后，由应请客在同春坊妓女胡翡云处热热闹闹地玩了好几天。应桂馨此时似乎胜券在握，成竹在胸，得意洋洋地对胡翡云夸下海口，承诺过节后将带她进京“做他家小”，共享清福。应桂馨心里明白进京寻欢作乐的前提是必须干掉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出任下一届内阁总理呼声最高的宋教仁。刺宋案发生后，应桂馨若无其事地又去迎春坊三弄的妓女李桂玉家赴宴应酬，结果在李的妓院中被抓获。在此之前，上海租界的巡捕去西门文元坊应桂馨住宅，在那里发现了几天前武士英在五马路六野旅馆托卖的花瓶，次日当胡翡云与武士英同至应家送信时，被巡捕双双拿下。不久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妓女与逆境中的革命党人的交往
　　
　　湖南醴陵妇女黄玉娇，所寓玲珑馆。1913年秋天脱籍家居，闭门谢客。当湖南革命党人傅熙湘一个人因二次革命失败，从省城长沙悄然回乡时，她毅然收留，使之免遭汤芗铭的杀害。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傅熙湘重新主持《长沙日报》。1917年玉娇嫁人，傅熙湘整理两人往还所作诗篇集成《江薇感旧记》。1919年南社负责人柳亚子为《江薇感旧记题咏集》作序刊印，风尘女子黄玉娇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志士的事迹才广为流传。
　　
　　1913年革命党人、原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捕，躲入上海清和坊一家妓院避风。夏对在该妓院中学唱戏的董竹君一见倾心。董也对长得风度翩翩的夏有爱慕之意。但她不愿夏为自己出钱赎身，设计自己跳出火坑。董竹君先是装病罢唱，老鸨无计可施，只好将董送到一处僻静的地方软禁起来，派了两个看守。过了一段日子董假装想回心转意，重操旧业，麻痹看守，乘其不备，跳上一辆黄包车，直往夏之时住的旅馆而去。夏马上带她到虹口一家日本人开的松田旅馆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两人一道乘船流亡日本。
　　
　　1934年，接连生了两个女孩的董竹君不满丈夫夏之时的专横、霸道，毅然提出离婚。她在此前后开办了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今上海锦江饭店之前身）、锦江茶室等实业，成了上海滩上的女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