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于不少革命党人虽已看出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这是与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理想化有关。在他们看来，尽管袁世凯有“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的反动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将会受到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搞专制独裁。当时革命党人中激进的人物之一何海鸣的下面一段话，正反映了他们的这种错误认识。他说：
“记者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故对于选黎元洪为都督也，视黎元洪虽无用，然鄂军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国民所公有，监督之，扶持之，虽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镇，于是亦随众人附和而赞同之。及后对于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也，虽知袁氏之为人反复，然亦自解慰曰：如许头颅生命购来之共和，终不致任袁氏破坏之。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致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状，日不绝书于本报。惊武昌之杀气，叹燕京之妖氛，设使当日有见及此者，窃知我国民虽肝脑涂地，亦不愿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结，贻后无穷之祸也。”(海鸣：《治内篇》，《民权报》1912年10月8日～10日)
何海鸣的这一段话很生动地表现出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对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
促使革命党人形成借袁世凯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并确定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则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们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国。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可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又看不到能够抗拒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不但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免革命损害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早在同盟会成立后的《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承认清朝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偿款外债照旧承认”，“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武昌起义后，各省军政府严格执行了《对外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承诺。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表面中立，视为莫大的荣幸。他们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即使是某一外人来电祝贺革命的成功，也被说成是“新共和国外交之成功”《民立报》1911年11月15日，《社论》。。庆幸帝国主义没有干涉、害怕干涉的心理，在当时的报纸和一些革命党人的谈论中时有流露。如1911年10月28日《时报》上《望外人始终严守中立》的社论说：“今日吾国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占其多数，中心之惴惴莫释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虑。”《时报》1911年10月28日(一)，《社论》。他们害怕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这种害怕列强干涉的心理，不仅在一般的革命党人中存在着，即使革命的领袖也同样存在着。黄兴于1911年12月9日复电汪精卫，请其促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说：“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又说：“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黄兴集》，第94页。孙中山在美国得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不是立即回国来领导这场革命战争，而是绕道欧洲进行外交活动。孙中山到达伦敦后的第三天，即11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要人转告孙，英国政府对袁世凯将给予尊敬，并说：“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职位——如果他能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远东图书公司印行，第984页。孙中山是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的，英国外交大臣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自然使他不能不加以郑重考虑。所以，当孙中山接到上海已有议会的组织，将举黎元洪或袁世凯做大总统时，即于11月16日致电民国军政府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这封电报表明：孙中山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压力，早在他归国以前，他已接受了国内已经确定的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了。孙中山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种方针?12月20日，他归国途中经香港与胡汉民谈话时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看作他之所以接受这个方针的一个说明。他说：“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卒，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孙中山的这段话表明：他之所以采用“举袁”的方针，就是因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革命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
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是促使革命党人确定“举袁”方针的最重要的因素，还可从其他革命党领导人的言论中看得很清楚。在1911年12月26日至12月30日的《神州日报》上，陈其美、钮永建、马君武、胡瑛、汪兆铭、王宠惠、于右任等革命党领导人和立宪派人张謇、赵凤昌等人，曾以“共和统一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名曰《共和统一会意见书》。这份《意见书》认为，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尚未进行干涉，一则是因为“战乱之为日浅也，久乱则干涉继之矣”;再则是“列强利害相权，尚在观望，步调未齐，计划未整，一旦权利均衡，终议判决，则棼然并起矣。”并说，“夫干涉事绝非可预为宣告克日而进者……一旦干涉提出而军国之步调乱矣。时假令为和平之干涉，提出尚有踌躇计划之余地，倘使若三国还辽之役，强制服从悬一标的，继以兵力出师与提案并进，当应以如何之方策斯则国人所当日夕思维不容漠置不容自讳者也。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欲使革命成功莫急于破旧政府之中央机关……”怎样才能使旧府的中央机关破坏，革命迅速成功，避免“久乱”而引起列强的干涉呢?这很自然地就会得出鼓励袁世凯反正，迫清帝退位，以建民国，实为最简便的途径的结论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之所以提出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是由于各种原因决定的。而其中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则为最重要的因素。
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举袁”方针提出后，袁世凯并不接受，而是在帝国主义和立宪派人的暗中支持下，大肆玩弄停战、议和的花招，在南方实行停战，在北方残酷镇压各省的革命力量以巩固地盘。袁世凯的行径，使许多革命党人更加看清楚了他的反革命野心。许多革命军人和激进分子纷纷揭露袁的种种阴谋，反对议和，主张迅速出兵北伐。孙中山这时在反对妥协力量的影响和袁世凯阴险狡诈伎俩的反面教育下，也从赞成妥协，转变为“始终不愿妥协”《胡汉民自传》。。可是，在公开场合，孙中山又从没有表示反对议和。英国驻南京总领事伟晋颂在1912年1月24日给朱尔典的报告说：“革命派中的军界人士和极端分子(孙文博士确实应把他目前的地位归功于这些极端分子)，几乎一致赞成继续进行战争，他们认为战争可赢得一切，而毫无所失。”“这两种人始终反对同满族或袁世凯进行任何性质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对总统来说，在他们以及他那一派中较温和分子之间保持平衡的任务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他的影响几乎总是在赞成和平解决的那些人一边，这是值得称赞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6、457页。事实也确是如此。综观整个议和过程(从1911年12月18日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其斗争内容虽然是复杂曲折的，但从根本上来看，孙中山并没有抛弃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孙中山所始终坚持的只是清帝必须退位，民主共和制度一定要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袁世凯必须公开声明拥护共和才能被选为大总统。在袁世凯拒绝“拥戴”，坚持破坏革命，许多革命党人反对议和，主张迅速北伐，孙中山本人也有“不愿妥协”思想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仍不能放弃“举袁”的方针?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必须进一步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
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并一再声明只有让袁世凯做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承认，看来是迫使孙中山不能不继续推行“举袁”方针的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看到清廷已不可能恢复它的统治，于是一面协调其内部矛盾，增强其在华兵力，实行武装“中立”;一面制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并协同袁世凯策划议和阴谋，支持袁窃取革命果实，已为人们所周知。但却较少有人注意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利用孙中山急于要求列强承认的机会，对他继续施加压力。
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是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的共同心理。可是，帝国主义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偏偏不予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于1月11日、17日、19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予以承认，但却没得到任何答复。为什么得不到承认?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告诫上海的共和领袖们，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去争取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他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外国的信任，革命党的领导人向莫保证，他们一定推戴袁为首届总统。”CyrilPearl：《在北京的莫理循》(英文本)，第235页。
莫理循的这番话，是在什么时候向上海的那些共和领袖们讲的，一时难以确定。但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袁如赞成共和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显然与帝国主义表示只有袁世凯当大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承认有关。孙中山一再提出要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来作为他才能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条件，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正是由于孙中山受到帝国主义的这种压力，所以他后来说：“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到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503页。是符合实际的。
显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列强拒绝承认，声称只有袁世凯做大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信任，与孙中山不得不继续推行“举袁”方针，有着直接的联系。
南京临时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是孙中山不能改变“举袁”方针的又一重要因素。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新生的政权在财政问题上所碰到的困难像南京临时政府那样严重。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便有这样的传闻：“可供行政管理费用的税收，甚至不够交付各部总长的薪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4页。证之以临时政府成立时向上海的广东商人，广、湖两邦借开办费银40余万两(议订月息7厘);民国元年1月26日，临时政府又通过沪军都督府的财政部长朱葆三，要求吴兴人刘锦藻将其英租界中的二处房产向英商永年人寿公司抵押银15万两，然后凑足20万两，以8厘行息(限6个月内本利偿还)，借予临时政府使用的情况来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19、334、335页。，临时政府财政的紧迫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就陷入严重的困难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帝国主义在武昌起义后截夺中国海关全部税收则为重要原因。中国海关税收虽早为帝国主义指定为偿付外债和赔款，但税款的保管和支付，完全由清政府委任的海关道或海关监督全权负责。外籍税务司的权力，仅限于征收关税。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和完全控制中国的海关，立即开始攫取中国海关税款的活动。10月15日，总务税司安格联(FAAglen)叫喊：“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是不行的”，他下令给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将税款设法付入汇丰银行我的账内”《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后来，经朱尔典提议，外国公使团竟决议“把全部海关岁入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下”，由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组织专门机构负责接受这些税款。《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59~168页。
对帝国主义这种掠夺中国各地海关税款的行为，各地的革命党人虽都先后进行了抗争，但由于害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最后都终于妥协。这样，武昌起义后，凡爆发革命的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收，无一例外地都为帝国主义所攫取。12月27日，安格联在一份电报中声称：“各地革命政府都已确认自己的义务，把关税全部汇解总税务司账内”《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69页。，每星期汇交上海分存汇丰、德华、道胜之行，为归还外债、赔款之用。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截夺了中国全部海关税款，革命党人失去了原可指望的海关税款这一项比较可观和稳定的财政补充渠道，遂使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陷入财政危机的困扰之中。
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临时政府决定发行1亿元的公债，利息8厘。“据宣布，这笔公债的收入除满足政策的需要外，将用来建立一种金本位的新货币。”《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4页。但结果并不妙。虽多方劝求，临时政府“直接募得之款，不过五百万元”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版，第4页。。其中大部分是南洋华侨购买的。接着临时政府又发行100万元的军用钞票，但市场信用很低，遭到人们的冷遇，商店多不肯接受，出现“钱业、米店相率停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89页。的尴尬局面。这样，就迫使临时政府的解决财政困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外国的财政贷款上。
取得外国的贷款，一直是孙中山所希望的。武昌起义后，尚在美国的孙中山即把财政问题视为革命的成败关键。他从美国到伦敦和巴黎活动的目的之一，即为进行贷款。可是，均遭拒绝。但孙中山并未因此放弃从列强取得贷款的幻想，因为他相信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向他所说的“一旦民军建立起一个为全国所接受，为列强所承认之正规政府时，他们对于在财政上帮助革命党，将不表反对”《孙中山选集》第l卷，第563页。。为此，在筹组临时政府考虑财政总长人选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以陈锦涛“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胡汉民自传》。，决定选用陈锦涛。陈上任后，被授予募筹款项以应财政紧迫需要的重大任务，前去上海谋求外国的贷款。可是，迟迟没有进展。但孙中山从没放弃向外国贷款的幻想。据李书城回忆，当时，军需甚急，黄兴焦虑不安。“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还看外国报纸，他放下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天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现诺言。但今天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日不会有复电，后天可能有复电来，我再告诉你。”而实际上，“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直到总统府取消，外国借款还是杳无回音。”《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8页。
财政问题中，军饷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黄兴集》，第100页。黄兴为军饷问题，急得走投无路。各省军政府亦同样存在着军饷问题，有的军政府为此还向临时政府伸手。据胡汉民说：“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按指孙中山)即拨给二十万，余奉命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胡汉民自传》。
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原拟采取的“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抵押，三利息轻”《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569页。的立场，考虑由私人企业出面，接受条件极为苛刻、有损民族利益的外国贷款。拟将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和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煤铁公司，换取日本垄断资本提供大笔贷款。结果遭到舆论的激烈反对，只好废除了原已达成的初步协议。临时政府的这种举动，虽出于万不得已，但其声名却不能不受到损害。孙中山在致章太炎的信中说：“此事(指汉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天寒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无论和战如何，军人无术使之枵腹。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弟坐视克兄(按指黄兴)之困，而环视各省，又无一钱供给。”“至于急不择荫之实情，无有隐饰，则祈达人之我谅。”《孙中山选集》，第2卷，第85、86页。孙中山的这封信，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当时在财政方面所处的困境。
由于财政危机始终无法解决，临时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最明显的是北伐的夭折。孙中山在领教了袁世凯的狡猾手段后，曾一度主战。他指示伍廷芳说：“和局至此，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孙中山全集》，第43、41~42页。他一再强调财政问题是北伐成败的关键。黄兴谈到北伐由于财政困难受到阻碍的情形，更加具体。他说：“援滦兵即日出发，惟苦无饷无械不能多派”，“遣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刻惟苦无款耳。”《黄兴集》，第99页。伍廷芳曾向英国驻沪总领事透露临时政府由于无款支付军饷，极为希望议和早日取得“一项结果”《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383页。。
由上可见，财政困难的严重压力，显然是导致孙中山不能改变“举袁”方针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虽有不愿妥协的思想，但却不能改变“举袁”的方针，还由于他所领导的同盟会这时已经解体，内部矛盾尖锐，和它的上层领导人中“举袁”以实现共和已成为一种潮流。
中国同盟会在领导辛亥革命运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它本身确也存在着政治上的软弱，组织上的松散，和认识上的分歧的弱点。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提出并确定了“举袁”以实现共和的方针，这本身就是它政治上软弱的集中表现。在组织上，同盟会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组织制度。在东京虽然成立了同盟会的总部，但它并没有对各地的支部进行有计划的领导。武昌起义前，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另树光复会的旗帜，表明同盟会早已开始分裂。在思想上，同盟会刚成立时已有人对民生主义有所异议，其后则出现政见分歧、争执不断的情况。武昌起义后，一些党人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膨胀，内部矛盾日趋尖锐。1911年12月14日，《民立报》在一篇以《泣血之言》为题的社论中，已指出革命党人中“牟私利之人多”，“内部时有龃龉”，“各有意见”。再加立宪派人从中拉拢、分化，更加深了同盟会内部的矛盾。12月4日，章太炎公开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接着，12月8日，刘揆一又发表了《布告政党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主张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一律取消。《神州日报》1911年12月8日。这就更加速了同盟会的解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胡汉民说：“国内同志以先生(指孙中山)既归，乃共谋建立政府，举先生为总统。时章炳麟、宋教仁先已在沪。章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江、浙立宪派人，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之属，阴逢迎之。章喜，辄为他人操戈，实已叛党。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自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接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事炳麟才之。”《胡汉民自传》。于右任说：“当南京政府时，本党中一种人挟旧日之恨，拼命攻击，声言非驱逐宋(按指宋教仁)出同盟会不可，竟因反宋，废去国务总理。自宋内务总长未通过后，弟见中山，谓政府初成立，何苦先使同盟会分裂，中山谓，我当调和。及其后宋作法制局长，亦岌岌不能自存。复因宋系社中人，遂及于我。”《于右任与某君书》，《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至17日。
在武昌，起义后不久，文学社，共进会二团体的矛盾日趋尖锐。孙武、刘成禺等人因在临时政府中未得安排，忿而返鄂大肆攻击孙、黄。不久，孙武、刘成禺、张振武、时功玖等纠合一批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组织“民社”，推戴黎元洪为总理，专门与南京临时政府作对。“对南京的一切设施，监督极其严密”，“和议未成，政局未定，而南方阵营中，已造成了武昌与南京的矛盾。”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74页。
湖北军政府是武昌起义后成立的第一个军政府，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湖北军政府就处处与它作对，这在客观上，就增加了袁世凯反革命的力量，对南京临时政府极力不利。所谓“就客观环境而言，则鄂省实已与袁讲解，北方得集中力量向南京”《胡汉民自传》。。就是指这方面讲的。
革命党人内部虽矛盾甚多，但他们在举袁以实现共和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如果说，在武昌起义后的最初阶段，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还是人们的一种潜在心理，那么，经过了两个多月的酝酿与宣传，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上层领导人物的心目中已成为无可怀疑的定论了。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后办过《民国报》(旬刊)的李剑农描写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内部情况时说：“总结一句，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和议的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的手里，已准备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为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做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政治。所以，南京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的手里去了。”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第124页。
一般的所谓心理，是指人们对客观世界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认识，以及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客观要求。一种社会心理的形成，往往要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并包含着各种因素。但它一经形成，要改变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一般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既已形成了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心理，要去改变它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举袁”以实现共和的这个方针，虽然不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也认为不失为达到实现共和目的的策略。由于孙中山在思想上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举袁”的方针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也就没有自觉地去努力改变这个方针。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所以产生“不愿妥协”的思想，并不是来源于认识“举袁”方针的错误，而是由于袁拖延承认共和，大肆玩弄反革命伎俩，力图破坏革命，和革命党内部反对妥协力量的影响。这样，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孙中山终于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括上述，可以看出：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鼓励袁世凯反正，到确立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直到孙中山的“让位”，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这个历史环境，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并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革命党人极为害怕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顺利地建成民主共和国，并尽快取得列强的承认。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形成孙中山终于“让位”给袁世凯的这一历史环境中，其中许多不利于革命的条件，是由于革命党人主观认识上的错误，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造成的。因此，其中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武昌起义到孙中山“让位”这段历史为时不到半年，但它的内容却极为丰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将在中国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所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基本上已显示出来了，只不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限于主观条件不能认识罢了。事后，孙中山对这段历史也十分重视，曾不断地试图总结，想从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但是，事实上，却长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表明了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及时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认识符合或接近客观实际。(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
|
相关文章推荐：
|
- 上一篇：李香兰是汉奸吗？揭秘真实的李香兰
- 下一篇：民国之父孙中山鲜为人知的江湖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