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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传奇:张謇下海的故事(3)

时间:2010-12-20 责任编辑:中华历史故事网 点击:

  
  遭到汪树堂刁难后,张謇再次来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
  
  彷徨之际,张謇与几个朋友在上海大马路电灯之下、黄浦江边,仰天俯地,一筹莫展。看他确实走投无路,一位上海朋友出主意,先把工厂租给别人,几年后再收回,这样工厂还是自己的,租金可以作为流动资金。
  
  这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但张謇还是接受了。可是接连来了几个大商人,都拼命把租金往下压。特别是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公然表示,只要张謇答应,个人好处大大的有。张謇大怒:“你们把我张謇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也是货物,可以花钱收买的吗!哼,你们也太小看我了!”
  
  在上海盘桓多日,连路费都用完了,无奈之下张謇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马路旁卖字三天。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让张謇备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为了筹资,那些市侩小人的冷嘲热讽、油滑官吏的阴阳怪调、无耻文人的侮辱诽谤,他都要一概承受,不能辩驳,不敢作色。
  
  每逢这个时候,张謇总是回想起当年冒籍报考秀才时遭受的磨难。冒籍考试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被揭发的后果同样很严重。那时不断地受辱,常使张謇怒火中烧,有几次他都想找一把利刃把仇人杀了,但是想到这样做会连累家庭,只好含恨隐忍。
  
  张謇一生坚忍不拔,耐力超人,这些性格品质的底色都是从冒籍风波而来。正是人生的第一碗苦酒,让他在感觉斯文扫地的时候,依然能挺住!
  
  他常常勉励自己:“进德之积兮,则不在与世界腐败之人争闲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争志气。”他生平最喜欢用“自强不息”四字做花押,喜欢教导下属:“一个人遇到危难,还是要打落牙齿和血吞!”
  
  而直到正式开机,大生商股依然不足20万两,与既定目标还差5万。
  
  看来,张謇在创业者中绝对算是个长跑选手,而大生也是IPO最艰难的上市公司之一。
  
  兄弟
  
  就在张謇在上海滩走投无路之时,在家主持厂务的沈敬夫来信提议:
  
  “用现有棉花纺纱,用卖纱收入再买棉花,循环运转,先干起来。真正维持不下去了,再关门不迟!”
  
  有了老朋友的打气,张謇决定豁出去了,反正是个死,索性死得壮烈一些!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张。
  
  不少人都在捂着嘴偷着乐,等着看张、沈二人的笑话。但人算不如天算,随后几个月,棉纱价格大涨,大生的资金流开始顺畅,不但生产正常,到年底支付官、商股息后,竟然还赢利7.8万两。
  
  大生终于活了下来,张謇脸上的愁容也烟消云散。
  
  大生纱厂的生意好起来了,创业团队的矛盾也随着业务增长。
  
  开机两年后,1901年2月,张謇辞去文正书院的教职,回乡专心打理纱厂业务,正式进入企业家角色。回来不久,张謇就不得不面临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如何摆平创业团队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如何处理好与沈敬夫间的微妙关系。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沈敬夫有特殊功勋。
  
  由书生初入实业,一开始张謇不能得到社会信任,在筹款等多方面都须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大生开机之初,没有资金,全靠卖棉花和沈家花布支撑。沈敬夫四面腾挪应急,宁可自家布庄关门,也不让大生收花停秤。张謇不止一次说过,创业四年,与自己共忧患,多次濒临危阻而气不馁、志不折、谋不贰的,只有沈敬夫一人而已。
  
  正式建厂后,沈、张二人在办厂方略上一直有一些分歧。开机前资金不足,张謇要造10间机工宿舍,沈觉得7间就够了。开工时,沈借来3万两买棉花,张謇要拿出一半造公事厅,他不同意。在用人上,他们也有分歧,沈觉得外地人不如本地人朴实。
  
  大生初创时,沈敬夫担任大生最重要的进出货董。1901年前,张主外,沈主内,在第一线直接做事的一直是沈敬夫,二人之间主要通过书信沟通,矛盾多是策略上的,还不是那么尖锐。张謇直接回厂主事后,相互间的摩擦随之增多,误会也随之积累。
  
  沈和其他董事比如高清之间也有一些矛盾,一次,他和高大吵了一架。不久,他借口足疾提出辞职。张謇认为,沈敬夫憨直,忠实可信,只是度量不够。此时,他正想叫三哥张詧回来主持厂务,马上就批准了。
  
  辛苦多年,就这样轻易地出局了,这大大出乎老沈本人的意料,他没料到张謇做事这么绝。沈敬夫辞职之后,贱卖了全部大生股票,还写信给张謇与之绝交。
  
  大生账上有一笔“退隐费”2000两就是给沈的酬劳。厂里送了三次他都不接受,最后张謇亲自登门,他才勉强收下。但张謇一走,他就转送给了次女茂筠(沈茂筠是张詧的儿媳妇),说:“这种钱我不稀罕,还给他们!”
  
  大生创业班子与经营班子的交替,不能说张謇没有一点私心。创业元老特别是沈敬夫的离开,难免有些过河拆桥的嫌疑,也再次印证了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创业定律。
  
  大生纱厂中张謇个人的股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区区2000两(在全部资本中只占0.4%),其中700两还是沈敬夫帮他垫的。但从一开始,张謇在大生就享有很大的话语权。
  
  这种权威不是来自资本,而是靠他的名望与人脉,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担当二者之间的桥梁,官替代不了,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这是他独特的优势。
  
  但张謇毕竟只是一个经理人,要长期拥有企业绝对管理权,必须获得大股东的背书。建厂之初,张謇就与大股东讨价还价,二者达成一种危险平衡:高息换治权。
  
  从1899年正式开机起,大生就很少提取积累,利润几乎全部分红,即使当年亏损,不惜借债也要发息。有了丰厚稳定的红利,股东们不再关注经营方面的任何细节,张謇对企业的绝对领导也得到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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