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贤尚同：用人之道和行政管理

　　“尚贤”是《墨子》的主要学说之一，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是实现兼爱理想的组织保证。《墨子》所谓的贤良之士，是指有淳厚的品德，有渊博的学识，善于言辩的智者。它把这种贤人看作国家的珍宝、社稷的栋梁。说国家贤良之士多，国家之治就会加强；贤良之士少，国家之治就会削弱。因此，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选拔、重用大批的贤人。

　　《墨子》把“尚贤”视作为政之本，认为当时国家混乱的原因就在于当权者不能选贤任能。书中打比方说，当权的王公大人有一件衣服不会做，一定要找好裁缝；有一头牛不会宰，一定要找好屠夫；一匹马有病不会治，一定要找好兽医；一张弓有毛病，一定会找好工匠。这说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懂得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可是一遇到国家大事了，就不去选贤任能，而是信任重用自己的骨肉，或者富贵之人，或者长相漂亮的，但这些人未必都是贤人。这就好像让哑巴当外交官、让聋子当乐师一样，是肯定干不好的。可见王公大人们看待国家大事还不如看待一件衣服、一头牛、一匹马、一张弓重要，乃是只懂小道理、不懂大道理的十足蠢材。

　　因此，《墨子》主张摒弃儒家宣扬的血缘关系是否亲疏和先天出身是否富贵的用人标准，变任人唯亲为任人唯贤，实行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才能就任用，无才能就免职的用人之道，即使出身于农夫工商，只要有才干就提拔重用。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反映了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要求提高自己政治地位、参与国家管理的强烈愿望。

　　“尚同”是《墨子》“尚贤”学说的引申，即主张把贤人政治推广到全国，让有德有才的人从事国家的各级行政管理，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上下一致的贤人一统政治。

　　在《墨子》的理想政治下，从天子到乡长、里长都是贤良之士，连国君都是由臣民共同协约选定的。《墨子》特别强调天子并不是神，他之所以被选拔出来担当天子的重任，是因为他能够听取群众的意见，发挥大家的作用，借别人的耳目，助自己的视听；借别人的唇舌，助自己的言谈；借别人之心，助自己的思虑；借别人的手足，助自己的作为，——即能够集中众人的智慧和能力，顺乎民意，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在以血缘为基础的贵族专政制度下和管理手段简陋的古代，这是《墨子》的一种合理而大胆的想象。

　　勤劳致富与节俭则昌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墨子》特别强调劳动尤其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人类跟自然界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用劳动养活自己。它说禽兽用它自身的羽毛当衣服，用它的蹄爪当鞋子，用水草当饮食，雄的不耕种，雌的不纺织，也能活下去。但人就不同了，只有靠勤奋的劳动才能维持生存。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根据亲身体验揭示出的一个简单朴素但又是重要的社会真理。

　　《墨子》把生产劳动叫做“从事”，认为勤奋从事，积极生产，才能创造丰富的物质生产资料，才能吃饱穿暖，不然就会贫穷受饥寒。勤奋劳动的观念应当推行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当官的要带头参加劳动。禹治九河，拿着木铲和畚箕去挖土，脚上腿上的毛都磨光了，《墨子》认为这是应该学习的榜样。同时，统治者治理国事也应勤奋，贤人之所以早起晚眠，不敢懈怠，是因为他们懂得勤奋必治，怠惰必乱，勤奋必安宁、怠惰必危亡的道理。因此，《墨子》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农夫、工匠、商贾从事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这种既不脱离生产、又有知识文化的人的工作更有意义。因为在它看来，一个农夫无论他怎样勤奋，如果把他的产品分发天下，每个人得不到一升粟，不能够填饱天下的肚子。但如果建立起贤人政治，或者使王公大人采纳贤人们的意见，实行兼爱，就会为天下所有的农夫创造勤奋生产的条件，解除所有人的饥寒，即政治为生产劳动这一社会存在的基础服务。这种既重视生产劳动、又强调政治问题的学说，集中反映了小生产者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儒家只偏重仁义礼智而鄙夷生产劳动的做法相比，其阶级观念的差异应当说是十分明显的。

　　既然政治是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以满足人民生存需要这个总目标的，那么，一切违反或与这个根本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活动都应加以杜绝或限制。《墨子》以小生产者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消费，提出了节俭则昌、淫逸则亡的口号。

　　主张消费应以保持人民基本生活条件为限度，去掉统治者的所有侈糜之费，一切不利于民的开支都应节省，各种人厉行了节俭，社会财富就等于无形中增加了一倍。

　　为此，《墨子》提出了一整套节省用度、节制丧葬、甚至取缔音乐的主张，并对统治者的骄奢淫佚进行了无情的谴责。先秦诸子书中，虽有不少批判当时统治者暴行的言论，也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但唯独《墨子》对王公贵族生前残酷剥削掠夺人民的衣食之财、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死后还要把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埋进坟墓、甚至惨无人道地杀人殉葬的罪行，作了最全面、最系统的揭露和控诉，这是值得注意的。

　　《墨子》书中记载的墨翟及其后学，也是他们倡导的节俭论的力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