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甘肃有好几位着名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其中水梓被定为极右分子。父亲得知此事后很痛惜，他对身边亲近的人说：“这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一夜之间都成了右派？”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在怀仁堂休息时，父亲亲口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他对毛主席讲：“甘肃是个很穷苦的地方，知识分子非常缺乏。把仅有的几个大知识分子划为右派是不应该的。”毛主席问他都是哪些人，父亲将水梓、张维、张心一、杨思、冯国瑞等当时甘肃着名学者一一作了介绍,对当时已定为右派的水梓、冯国瑞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建国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操心太切，“左”的氛围越来越浓，与日俱增。1958年提出“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最终酿成了饿死人的悲剧。甘肃深居内陆，自然环境严酷，基础条件差，素有“苦瘠甲于天下”之称，当时省内不少地方也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对此，父亲忧心忡忡。这一时期，他经常下乡调研，特别是到最穷最艰苦的地方去，了解真实情况，苦寻解救办法。有一次，父亲到永昌县焦家庄一带视察，发现当地群众多面带菜色，身体浮肿，普遍吃的是榆树皮面和野菜一起烙成的饼子。他特意把这种饼子带回来，给家里人看，对我们这些孩子说：“你们看看，人在福中要知福，农民现在就是以此果腹，在饥饿线上挣扎。”父亲并未就此作罢。他决心顶着压力，把榆树皮野菜饼子带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这份特殊的礼物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毛主席。毛主席收到以后，脸色很沉重，只讲了一句话，“我在延安的时候尝过这个东西，很难吃。”

　　

　　1962年习仲勋同志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诬陷和迫害。父亲去北京开会时，利用在丰泽园毛主席请吃饭的机会，问毛主席：“你经常说仲勋年富力强，堪当重任，有培养前途，怎么能现在又反党了呢？”毛主席回答：“人是变化的。”在当时非常敏感的政治氛围下，一般人躲之唯恐不及，而父亲不避风头、不惧嫌疑，敢于在毛主席面前辩护，足见其刚直敢言的品格。

　　

　　简朴敬贤

　　

　　父亲出身贫寒，一生勤俭，最恶奢华。平常生活多是粗茶淡饭，一般就吃些家乡饭菜，如一锅子面、浆水面、面水馓饭（豆水与面搅拌的一种小吃，味发酸）。即便是领导和朋友来了，多是在家里宴请，从不动用公款。除非是省委和省政府的公务活动，才会去兰州饭店或宁卧庄宾馆用餐。父亲的穿戴也很简朴，皮鞋只在重大行政活动时穿，平素一直穿家人做的布鞋。父亲一生从不做寿。1944年，父亲还在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任上，正值半百之年，身边的人想给他过五十大寿。父亲闻之，只身骑马去了郊外，回避过寿之事。作为一位高级将领，父亲的清白简朴之风，给后辈们竖起了标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时值我国第一批红旗轿车出厂，友人赠送父亲一辆。当时父亲乘坐的是一辆美国产的“道奇”牌轿车，车小而旧。我们看到来了新车，都非常高兴，催促赶紧换了。但父亲执意不肯，他说：“我住的地方出行之路窄小，路两边都有老百姓做生意，我坐原来的车已经习惯了，这个车虽然旧点，但车身小，出行方便，不扰民。”后来他把车交给甘肃省政府作为接待用车。父亲平常用车也非常严格，亲属除了有紧急病痛，一般不许使用。

　　

　　父亲虽出身行伍，一生戎马，但非常重视文化工作，也乐意交文化艺术界的朋友。父亲与齐白石、徐悲鸿等绘画大师交往颇深。上世纪50年代，父亲延请许多文化名人到甘肃考察，其中有叶圣陶、郑振铎、吴作人等，请他们参观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炳灵寺石窟等历史遗存，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为了繁荣甘肃的文化艺术，父亲还先后邀请谭富英、裘盛戎、杜近芳、叶盛兰、梅兰芳等戏曲名流到甘肃考察献艺，开阔甘肃人的眼界，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父亲与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更是“数十年患难之交”。从1918年他们两人结识后，几十年风云变幻，终成莫逆。抗战期间，于右任先生曾到甘肃考察，做散曲《谒成陵》（越调天净沙）：“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脍炙人口，流传甚广。解放以后，因为种种原因，于右任怀着痛苦、矛盾的心情去了台湾。于右任在台湾曾做《望大陆》一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父亲割舍不下几十年的情谊，总是关心、打听于右任先生的消息，经常接济他留在大陆的夫人高仲林女士、女儿于芝秀女士。上世纪60年代，父亲还亲笔写信两封致于右任先生，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地区广播。

　　

　　1954年，着名作家、政务院出版署署长叶圣陶到兰州视察工作，他不愿意住在宾馆，乐意住在我们家。公务之余，与父亲谈诗论画，其乐融融。其间，叶圣陶作诗一首，亲笔篆书赠与父亲：

　　

　　远访兰州胜，清辉始获亲。

　　

　　问年俱甲午，同愿为人民。

　　

　　园果尝新味，容斋绝点尘。

　　

　　高情何可报，诗就意难申。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父亲一生践行爱国和平的理念，廉洁刚正，重才亲民，广结善缘。戎马倥惚之际，他仍自强不息，好学不倦。他再三告诫我们，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自觉参加劳动，不能搞特殊化。数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他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今天，作为邓宝珊先生的子女，我们将继续保持清白家风，继承他的遗志，弘扬他的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尽绵薄之力。

　　

　　（注：本文由邓宝珊先生之子邓成城，女儿邓惠琳、邓引引、邓文文讲述，萧光畔、曹树林敬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