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1894—1968)，甘肃天水市人，16岁在新疆参加同盟会，次年参加着名的伊犁起义，后在陕西参加讨伐袁世凯，1918年在陕西三原与胡景翼创立靖国军，后参加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1932年任新一军军长。1936年西安事变，他支持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八项主张。

　　

　　邓宝珊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是1948年底平律战役时期，他高瞻远瞩，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来往斡旋于我军和北平傅作义之间，最后以傅作义全权代表的身份，同中原人民解放军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为保卫北京这一历史文化都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毛泽东一见投缘

　　

　　1960年秋，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份特殊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天水一带人赖以生存的东西。

　　

　　拿着这份食物，毛泽东十分难过，他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我在陕北时见过这东西，非常难吃啊。我们的人民吃苦了。”说着，毛泽东眼圈红了，仰天长叹。

　　

　　这位给毛泽东送东西的人，就是为北平和平解放立了大功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邓宝珊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与担忧：“邓省长，你把这东西送给毛主席，影响不好，到时候轻则挨批评，重则会受处分的。”邓宝珊说：“我要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问题，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啊。”

　　

　　邓宝珊不满16岁即参军，随部队来到伊犁。1912年1月伊犁新军响应辛亥革命，在新疆起义。邓宝珊手携五响马枪，随部队猛攻伊犁东关，清兵闻风而逃。邓宝珊因作战勇敢受到嘉奖。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宝珊被蒋介石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就在邓宝珊驻防榆林不久，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来到榆林，双方达成了和平相处的默契。

　　

　　1938年5月，邓宝珊去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结束返回榆林时，他故意选择了途经延安的路线，想亲眼看一看共产党领导下延安的新气象。

　　

　　邓宝珊一行到达延安时，天已黑了。他不想打扰边区政府，便在延安大街南头一骡马店住了下来。中共中央交际处处长金城得知消息急忙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电话中指示：“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热情的欢迎和招待。”

　　

　　第二天，毛泽东和萧劲光一起来到了骡马店。这是毛泽东与邓宝珊初次相识，两人一见面就像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一样，十分亲热。毛泽东笑着说：“邓司令路过延安，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是不是怕我们共产党穷，请不起你吃饭呀？今天中午，我在交际处请客，请邓先生赏光。”邓宝珊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中午，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等人作陪，参加了毛泽东的宴请，席间，毛泽东与邓宝珊谈笑风生，十分投缘。邓宝珊在毛泽东的挽留下，在延安整整住了一个星期。从此以后，邓宝珊与延安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多次访问延安。

　　

　　顶住蒋介石的压力

　　

　　抗战期间，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命令邓宝珊部队封锁进入边区根据地的人员和物资，但均被邓宝珊拒绝。他说：“我们的部队是来打日本军的，怎么能自相残杀？”相反，他命令部队一定要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一线公路的畅通，保护边区人员往来和车辆顺利出入。

　　

　　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里，对邓宝珊与延安的联系，他不好公开反对，但暗中却对他施加压力。1943年夏初，国民党中央电请邓宝珊到重庆开会，并特意指示他要绕道宁夏到重庆。接到电报，邓宝珊非常生气地说：“不指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

　　

　　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对邓宝珊给予了高度赞扬，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定要大张旗鼓热情招待这位老朋友。邓宝珊到达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就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礼堂设宴为他洗尘，请来了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续范亭等十多位党内外着名人士作陪。在延安的几天，邓宝珊多次与毛泽东单独会谈，就抗日战争的形势交换看法。

　　

　　1944年末，抗日战争的形势好转。同时，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对邓宝珊这些年来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保护陕甘宁边区的功劳予以很高评价。这天，东方曦微，毛泽东破例起了个早，用那支饱含热情的笔，给邓宝珊写起信来。

　　

　　宝珊先生吾兄：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应，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

　　

　　专肃，敬祝健康！毛泽东上十二月二十二日

　　

　　邓宝珊读过信，流下了感激的泪水。他对身边的秘书说：“毛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也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我为结识他感到骄傲。抗战即将胜利，国共两党应该继续合作下去。”

　　

　　和平之使

　　

　　1948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于右任与邓宝珊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为自己竞选副总统来征求邓宝珊的意见。邓宝珊敞开心扉对他说：“以现在的情况，于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后，邓宝珊以身体有病为由，回到甘肃三原老家，躲避蒋介石的纠缠。

　　

　　这年的8月，“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派人到三原，请他出山，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坦诚地对他说：“蒋先生挑起的这场内战，我以为注定会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你要注意保存军队，不要被老蒋利用。”这几句话虽然傅作义听起来有些刺耳，但毕竟是老朋友的肺腑之言，他没有作声。

　　

　　1948年底，毛泽东密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切断了傅作义的退路。这天，邓宝珊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的家里，秘密会见了中共地下组织代表崔月犁。

　　

　　崔月犁对邓宝珊说道：“你和傅先生是多年的朋友，希望您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要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好事。”邓宝珊当即表示：“国民党败局已定，我会尽我所能，劝傅先生。”当天晚上，邓宝珊来到中南海傅作义的办公室。

　　

　　“我担心北平和平解决后，军队一交出去，共产党翻脸，到时血本无归，我无法向几十万弟兄们交代啊！”傅作义痛苦地说道。“抗战时，我在陕北与共产党打过几年交道，他们待人诚恳，重感情，讲信用，一看就知道是一群干大事业的人。如果宜生兄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出城与共产党再作商谈。”邓宝珊说。傅作义眼里充满信任地说：“好，那我就全权委托你了。”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由“华北剿总”司令部少将周北峰陪同，冒着凛冽寒风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谈判。1月15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举行正式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只是在解放军进城接管的时间上，邓宝珊与共产党代表产生了分歧。林彪等人认为，接管时间应在三日以后开始，而邓宝珊则坚持至少应给傅作义军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作准备。双方互不让步，相持不下。

　　

　　最后，邓宝珊提议说：“我们何不将不同意见报告毛泽东先生，由毛主席决定？”15日当晚，毛泽东回电：“尊重邓先生的意见。”于是，意见很快一致，双方代表在《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上签了字。

　　

　　不变的坦诚

　　

　　开国大典之后，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从1950年担任甘肃省主席，到1968年病逝，邓宝珊在省主席、省长位置上干了整整18年，深受甘肃各族人民的爱戴。

　　

　　1966年，“文革”爆发，有病在身的邓宝珊受到了冲击。一天，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与当地造反派闯进了兰州广武门后街邓宝珊的家。邓宝珊想起了毛泽东曾对他说过：“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反映。也可以找周总理。”于是命家人拨通了北京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周总理接电话，当即安排专机把邓宝珊接到北京，并把他送到医院治病，加以保护。

　　

　　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邓宝珊去世后，关于他的骨灰盒存放何处，也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周恩来出来说话了：“邓宝珊先生在延安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他为北平和平解放作过贡献，他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功的人。”在周恩来的干预下，邓宝珊的骨灰盒最后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