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不但是数字，在我国古代“七”还是一种文体，也就是所谓“七体”。

　　

　　“七体”文章，在《楚辞·七谏》中已经可以看出其端倪。其后，西汉的枚乘着文，假设吴客说七件事，从而启发楚王的太子，因此题作《七发》。从此，后代文人纷纷仿效其体，来作讽劝的文章。诸如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曹植作《七启》、王粲作《七释》、张协作《七命》、左思作《七讽》，“七体”文章可以说大盛了。到了萧统（昭明太子）编选《文选》时，就把“七”列为一门；而唐代史学家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中所录的《七林》十卷，很可能就是专收“七体”的文集。

　　

　　“七体”的形式基本上是主客问答，主要是客人用七段话来向对方进说。其中，前六段是初笔，最后一段才是全篇主旨。至于它的特点，有人认为它仍然是赋，只不过是段落分得明显一些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到了唐宋“古文运动”以后，“七体”就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些讲究词藻、追求华丽的文体一道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