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体裁而言，词是广义的诗歌的一种。古代的词，都合乐歌唱，所以唐、五代时多称为曲、杂曲或曲子词。由于词的句子长短不一，属杂言体，所以又有长短句的别称。

　　

　　实际上，词也有齐言(七言)，并不都是长短句，而句有长短的诗，也不能叫词。词配乐，《诗经》的诗也配乐，汉魏的乐府诗也配乐，所以也不能说配乐的诗就是词。词所配的乐与《诗经》、乐府所配的乐不同，它是以琵琶为主要乐器的一种新兴音乐，称为“燕乐”(“燕”与“宴”通)。“燕乐”传入中原后，也受到民间音乐的影响，但其主体是自外传入的“胡乐”，旋律比较复杂。这样，原来整齐的五言、七言诗，就只能与一部分乐曲相配，而与那些大量结构参差的乐曲，就很难相配，于是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制长短句的“词”应运而生。词从一开始就是齐言、杂言同步发展的。它要求不同的句数，每句又有不同字数与平仄，用韵上也很严格，用什么韵与何处用韵，都由乐谱规定。据此，倒是“曲子词”这个名词清楚地说明了词体的性质，表明了词与曲的关系。之所以又称为“曲”或“杂曲”，是单就音乐而言。

　　

　　词的名称，历史上还有称为“乐府”的，如苏东坡词最早的刻本就叫《东坡乐府》。又有称为“乐章”的，如柳永的词集称《柳公乐章五本》。还有“琴趣”（如《山谷琴趣三卷》）、“语业”(如《西樵语业一卷》)、“歌曲”(如《临川先生歌曲一卷》)、“别调”(如《后村别调一卷》)等异名。此外，宋人还有称词为“诗余”的，一般认为这是把词作为诗的余绪，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但这种称呼却是存在的。

　　

　　词体萌芽于南朝，形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从“一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词代表了宋代文学的主要成就。

　　

　　所谓词牌，本是填词用的曲调名。最初，词都是配合音乐来歌唱的，有的按词制调，有的依调填词，曲调的名称就是词牌，一般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如姜白石的自度曲《扬州慢》，就是抒发作者对劫后扬州的黍离之悲的。后来，主要是依调填词，曲调名称和词的内容不一定联系，而且大多数词都已不再配乐歌唱，所以各个调名只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定式，即所谓“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

　　

　　有些词牌，正名之外另标异名，如《念奴娇》是本名，《百字令》、《大江东去》、《酹江月》等为其别名。又有“调异名同”的，即数调同名，如《菩萨蛮》又名《子夜歌》，而另外还有《子夜歌》正调，与作为《菩萨蛮》别名的《子夜歌》完全不同。还有“调异句同”的，如《解红》、《赤枣子》、《捣练子》三调，均为五句：两句三字，三句七字，共二十七字，均押平声韵，但其平仄却不尽相同，不能视为同调。此外，还有“一调数体”即“调同句异”的现象，如《念奴娇》，在《词律》中把辛弃疾的“书东流村壁”作为“《念奴娇》正格”，列在前头，而把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作为“别格(异体)”，列在后面。

　　

　　词调还根据字数的多少，分为小令、中调、长调，《填词名牌》规定：“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汉语诗律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六十二字以内的小令”，“第二类是六十三字以外的慢词”。

　　

　　又因分段的关系，还有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的区别。词的一段叫一片或阕，不分段的叫单调，如《如梦令》；前后两片的是双调，如《念奴娇》，两片之间空一字；三叠即分三段，如《兰陵王》；四叠即分为四段，只有《莺啼序》、《胜州令》二调。双调最常见，通常上、下片字数相等或相近，平仄也大致相同。上、下片字数、平仄不尽相同的，下片的头一句叫“换头”或“过遍”(“过片”)。

　　

　　词调因音乐节拍不同而分为令、引、近、慢四类。它们和字数多少无必然联系，但在字数上仍有大致的区别。即：令词一般字数较少，近词和引词一般都长于小令而较慢词为短。慢词大多是长调，如《卜算子慢》，是慢词中最短的，还有八十九字。这只是大略而言，并不是绝对的。以令词来说，《胜州令》就有四叠，长达二百一十五字。

　　

　　有时调名以下写出词题或小序。如毛泽东的二首《沁园春》，一标“长沙”，一标“雪”，这就是词题，表示分别咏“长沙”和“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