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中国人在早期是“崇蛇”，并将蛇当作民族图腾。

　　

　　1958年，在距今约5500年的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遗址上出土了一件彩陶瓶，瓶的腹部有一条用墨彩绘出的人首蛇身神怪。此后，在甘肃武山、定西、临洮等多个地方，都陆续发现带有这种人首蛇身图像的文物。

　　

　　这些文物的出土，说明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对蛇是相当崇拜的，中华女性人文始祖女娲（见下图）被设计成蛇身人面，当是当年崇蛇风俗的直接反映，如果那时中国人讨厌蛇的话，是不可能将老祖宗设计成这副怪模样的。

　　

　　中国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蛇的？就考古出土文物中古人对蛇的态度变化信息来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与“龙”的地位被大大提升有关。在上古三代时期的夏朝，是绝对崇蛇的时代，但是在到了“礼乐崩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文物中的蛇图形不再是可爱和令人敬畏的单一面貌了，出了在今人看来对蛇“不尊敬”的现象，特别是战国时期文物中，这种现象更明显。

　　

　　1982年发掘的湖北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丝锦绣上，便出现了“凤鸟食蛇”；1987年发掘的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中出土的铜器上，出现了“鸟践蛇”；1992年发掘的山西侯马晋国铸铜遗址的中，发现了带有“兽践蛇”图像的陶范。而早在民国时期，还从被认为是楚王墓的安徽寿县李三孤堆中出土了一件“鹰捉蛇”铜器：一只张着口的凶猛的老鹰，脚下夹着一只挣扎的蛇。

　　

　　这些对蛇不再崇拜的现象，学术界概称为“践蛇”，即用脚踏或遭践蛇的意思。

　　

　　“践蛇”，是古代中国人征服对手、战胜邪恶的文化信号，是蛇走下神坛的标志。“践蛇”现象的出现，就应该是中国人“厌蛇”的开始。

　　

　　后来，在稍晚些的文物中，还出了打蛇和啖蛇的图案。1978年在江苏清江市（今淮安市）城南乡高庄战国墓中出土的铜器图像上，就有一组打蛇动作，打蛇者一手高举，一手提着刚抓到的一条蛇，往蛇身上打；在四川一座东汉墓中，曾出土一件“打蛇石俑”，俑人一手执铲，一手拿蛇。而在先秦以前，特别是夏商时期，中国古人视蛇为神灵，是绝对不可能打蛇的，更不会吃蛇。

　　

　　在古代中国，人们真正开始讨厌蛇，应该是蛇与吉凶福祸联系到一起时。而这与十二生肖的出现，几乎是同步的。

　　

　　包括蛇在内的12种动物，是何时被用于纪年的？民俗学家并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点，在先秦《诗经·小雅》中的《车攻》篇里，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的说法，但这是不是后世所的“午马”？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直到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和1986年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秦简《日书》中的“十二兽”被发现，生肖文化出现时间才被大大往前提前。

　　

　　“十二兽”与后来的十二生肖极为相似，证明生肖被用于纪年，至迟在先秦时。而广泛运用，最迟不应晚于汉代，东汉王充《论衡》一书中已记载了与今完全相同的12生肖。

　　

　　奇怪的是，自从生肖开始纪年后，人们发现，每逢蛇年和龙年的时候，年成就不好，灾害多荒年多。如北宋赵祯（仁宗）当皇帝期间，龙蛇年便多灾，旱涝不均，时诗人宋代苏舜钦《吴越大旱》一诗开始两句就是，“吴越龙蛇年，大旱千里赤”。

　　

　　吴越一带本为江南鱼米之乡，这样的地方大旱，可见年景有多么恐怖。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丙好吃，丁难过，龙蛇无粮要挨饿”的谚语。类似的说法，在湖北一带叫，“蛇年不收花，龙年光塌塌。”

　　

　　所以，比苏舜钦晚一代的苏轼《冉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亦称，“昔饮雩泉别常山，天寒岁在龙蛇间”；南宋诗人陆游同样相信“蛇年不好”的说法，《人日雪》一诗中说，“非贤那畏蛇年至？多难却愁人日阴。”

　　

　　因为蛇年多灾，收成不好，气候不调，人们把这种自然灾害造成的不幸和苦难，统统记到蛇的头上，进而讨厌之。

　　

　　甚至，在过去算翕先生的眼里，蛇年与龙年还会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命数中所谓“岁在龙蛇”，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据《后汉书·郑玄传》，此语出自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口，其本人即身亡其年。

　　

　　实际上，这对蛇和龙都是不公平的，以气候来说，其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坏气候的出现周期，可能与蛇年、龙年碰到了一起。民间公认的，“牛马年，好种田”、“羊马年，广收田”，认为牛年、马年、羊年是好年头，如果将牛、马、羊编在蛇的纪年位置，是不是情况就可能有变？文/倪方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