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字卓如，维新运动的领袖。袁世凯，字慰亭，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篡夺者，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这两位“领袖”在历史上曾长期对立、仇视，但也有过合作。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颇耐人寻味。
??一、恩怨起于变法
??19世纪末的中国，国权日丧，国势日哀，时代呼唤变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热血青年为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振臂高呼，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开拓性的思想文化解放潮流——维新变法运动。这一时期，梁启超和袁世凯开始友好接触并走向联合。
??对梁启超而言，变法所依靠的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面临顽固派强大压力，迫切需要拥有军事实力人物的支持。袁世凯正是在他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人选：袁曾出使朝鲜，对外国有所了解，思想比较开明；更重要的是袁自甲午战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组成新建陆军2000人；袁不仅拥有军事实力，而且还处处表示，赞成变法。这就使维新派产生错觉：袁世凯和他们一样，是一个拥有一腔热血的志士。所以向光绪帝密荐起用袁世凯，并且在变法进入关键时刻，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求他保护光绪帝。
??对袁世凯而言，他出身于官宦家庭，自小随养父出入各种场合，耳濡目染，深得官场进退之道。这一时期，他看到维新派日渐得势，维新运动激荡全国，他也不甘落后，多次表示赞成变法，企图利用变法来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梦想。
??二、仇恨生于政变
??戊戌政变，维新志士回天无力，六君子喋血刑场，梁启超仓皇出逃，避难日本。而袁世凯却在政坛上平步青云，扶摇直上。这一时期，梁袁之间互相攻讦、仇视。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袁世凯告密，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斩，这是梁袁反目为仇的根源。戊戌变法时期，袁对变法比较积极，而当维新派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时，他却阳奉阴违地卖了维新党人。对袁世凯这个维新派插足又出卖维新派的可耻告密者，梁启超恨之入骨，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将倒袁除袁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
??二是戊戌变法之后，双方的政治立场迥异，更加深了他们的矛盾、仇视。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梁启超并未放弃其政治理想，并以更大的热情来从事政治活动，以期实现自己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目的。而戊戌政变后的数年间，袁世凯一直坚持戊戌政变时的顽固立场，使梁启超感到“彼等当国，断无开禁之理，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不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为先①。于是联合王公亲贵共同反袁。但他毕竟不是深谙官场的袁的对手，所以政治活动终归失败。袁世凯也随着慈禧的老死而受到疑忌，被逐出权力中心。
??三、联合出于“建国”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武昌城，随着武昌起义一声炮响，袁世凯又时来运转，从昔日一个“隐士”而官至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掌握了全部大权。而梁启超也由亡命海外的“捕臣”官至司法总长。昔日的冤家对手又联合起来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梁启超而言，他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代表，主张温和改良，实现君主立宪是其终身坚持的政治愿望。他一方面痛恨封建专制，另一方面又反对革命，而“其力孤微，只能急其所急先战其一”②。在他看来，革命之后最易滋生暴民政治，因此他选择了联合旧官僚来对付革命派。袁世凯有一定的权力、地位，这是梁启超与之合作的主要原因。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依靠北洋军官至内阁总理大臣、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梁启超希望通过袁世凯这个强权人物，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专制的手段，把国家逐步引上资产阶级宪政的轨道；并想尽自己所知“补助之”，“将政治公理灌输其脑中”③，使其脱胎换骨。然而，梁与袁的联合是梁对当时政治形势和袁的立场态度错误估计的结果。在当时背景下，梁自认为民主力量会得到发展，革命势力在数年后会弥漫全国并可左右天下，由于惧怕革命，对形势的险恶及袁的居心叵测没有足够的认识与分析。为达到联袁目的，对袁的专制默认、顺从，以至后来不自觉地充当了袁专制独裁的工具。
??对袁世凯而言，之所以会与梁启超联合，原因之一在于梁启超当时的社会威望。20世纪初，梁启超是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同时又是改良派的领袖。袁为了表示他“不遗贤才，共济时艰”④的诚意和苦心，大肆吹捧梁启超。原因之二是笼络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对付革命派，为其专制统治铺路。袁首先资助梁成立进步党，以便在国会当中对抗国民党，后又利用进步党人组阁，彻底打败革命党人，攫取专制权力；当进步党成为其专制障碍时，又迫其辞职，一脚踢开。
??四、决裂在于复辟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200多年的大清王朝，但却未能立即铲除滋生专制王朝的土壤，在短短的几年内，袁世凯的专制就达到了顶峰，当上了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时，梁启超对袁世凯也由鼎力支持转为反对、抵制甚至不遗余力的倒袁。
??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激起了各方面力量的反对，这是梁启超倒袁的基础。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解散了国民党，扫荡了国会，踢开了进步党内阁，废除《临时约法》，修改总统选举法，制造舆论，并于1915年底悍然称帝。袁的专制独裁行为损害了各方利益，他们纷纷从拥袁转为反袁。首先，作为袁统治基础的北洋军内部对袁进行消极抵制，不予支持。其次，作为中国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起而抗捐抗税并与袁公开决裂。同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一直号召武力讨袁，并组建中华革命党，发表讨袁檄文，是反袁斗争的重要力量。帝国主义看到袁日益孤立，对袁称帝也由支持变成了反对。袁称帝的结果是将自己送到了火山口。
??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扼杀了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梁不是一个依附于权势只求升官发财的官僚政客，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相应的政治品格：即通过温和的改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而在和袁的几年合作中，他目睹了袁的专制独裁，认识到想带袁走上政治轨道实在是“痴心妄想”⑤。随着袁帝制运动的公开，梁在政治上对袁也彻底绝望，《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就是一个标志。从此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在各方支持下，领导了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共和制度为目标的护国运动，并取得重大胜利。1916年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忧愤交加，气绝身亡。梁启超和袁世凯的恩恩怨怨也从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