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府对于灾变的防治颇让人欣慰。然而，这只是在几千年的防灾过程中零星闪烁着的几点光芒。许多“会办事”的大员对健康有效地防疫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很不可思议的坏作用，譬如清代的李鸿章。　　

　　1896年5月李鸿章时来运转，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