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坛大儒、政界先锋的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注重全方位精心教子，使九个子女人人学有所长，个个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真可谓是梁氏一家"满门俊秀"。

    在当时风云变幻的中国，梁启超始终注意把握孩子们的前途，对孩子们进行言传身教。

    孩子们小时，他常常让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还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和书信，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讲解治学的态度，做学问的方法，也向他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他告诫儿女："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梁启超在教子中，特别强调趣味教育。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愿，因材施教，鼓励孩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1927年，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该选学具体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并向大哥思成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心中大悔，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在父亲的鼓励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在指导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给孩子们反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读书时，各科成绩优秀，业余爱好十分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梁启超同时还要求他们"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梁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还告诉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

    当得知在国外求学的梁思庄对英文成绩不满意时，梁启超就多次去信安慰："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些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的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梁启超还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孩子。1924年以后，梁启超的四子思达、三女思懿、四女思宁渐渐长大，而他们的哥哥姐姐则已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居所。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史学、书法等，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均有了很大的提高。

    梁氏的九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当选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航天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对如此的"满门俊秀"而言，梁启超作为父亲的言传身授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