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最为着名的洁行之士,无疑是伯夷和叔齐。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洁身自好的隐士许由。尧做皇帝的时候,听说许由是贤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听到这一风声,赶忙隐遁到颍水之阳的箕山。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邻着天下之中的中岳嵩山,因为许由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许由山。尧又召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听了,跑到颍水之滨洗耳朵去了。这时,刚好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就问许由何以洗耳。许由说:“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谁知巢父讽刺许由说:“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就浮游,想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而已,别污了牛犊的口。”说完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伯夷、叔齐是辽西小国孤竹君的长子和三子。父亲欲立叔齐,父亲死后,叔齐不愿继位,要让给伯夷。伯夷也不愿继位,逃走了。叔齐步伯夷的后尘也逃走了。国人遂立二子。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周文王)善养老,就投奔他而去。到了周的都城岐下(周原,今陕西扶风),西伯刚死,周武王继位,把父亲的木制灵位载在战车上,正准备东进,讨伐以朝歌(今河南淇县)为都的纣王。伯夷、叔齐不顾安危,勒住武王的马缰劝谏说:“父亲死了不葬,却发动战争,能说是孝吗?以臣弑君,能说是仁吗?”姜太公称许伯夷、叔齐是义人,派兵丁搀扶着他们离去了。
伯夷、叔齐指责武王伐纣是不孝不仁。
武王以正义战争胜利者的名义,荣登大朔,谥父亲周侯西伯为周文王,中国史上正统的谱系确立了。“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在伯夷、叔齐眼中,周王朝是不孝不仁得来的天下,因此他们以周王朝为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维生。
采薇而食的日子并不好过,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采薇》这篇小说中甚至给伯夷、叔齐列了一个薇菜的食谱:薇汤,薇羹,薇酱,清炖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记载了一个伯夷、叔齐饿死的传说:
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这是一个尖锐的指控。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指控,伯夷、叔齐的道德优越感现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死前,伯夷、叔齐作了一首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哪里去呢?
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鲁迅译文)
孔子曾经评价过伯夷、叔齐的品行,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评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伯夷、叔齐临死前作的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马迁才会觉得二人的情绪异样。可惜司马迁没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发出了“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慨叹。
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中国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本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决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旨归。
毛泽东也反对伯夷的行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别了,司徒雷登》)
1996年冬天,我曾经登上过洛阳以北的首阳山。雪后初霁,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视野里伸展开去,伯夷、叔齐的小庙就简陋地建在山顶正中。满山寻找薇菜,找到的却是梯田里种的麦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阳山上遍种的小米,正是三千年前伯夷、叔齐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顶,迎着即将降临的暮色,仿佛仍然能听见采薇的怨歌还在首阳山上回荡着,回荡着,也许永无消歇的一天。
【个性点评】
伯夷、叔齐最后被一把周粟逼死,也许有人以为不值。遇到这种情况,你看孔子的态度多么潇洒:“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干吗非要食你的周粟?我出国去!向东向西都能通往大海,伯夷、叔齐却只会钻山,这不是典型的小农思维模式吗?
其实,伯夷、叔齐的意义在于,我偏不出国,我偏不食周粟,我就用这样一种自虐的方式表达自己信念的坚定,表达自己信仰的执着。
无他,我就是要让你难堪,看你怎么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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