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上海的帮会采取了令其自行解散的政策，在上海滩霸道多年的青帮寿终正寝：黄金荣愿意悔过却难以自新，杜月笙晚年凄凉客死香港，张啸林暴毙在军统枪口下。
　　
　　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变当中，曾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国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由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
　　
　　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管家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还拍了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并让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1951年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理。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设法阻止，反而从中取利，实在真不应该。
　　
　　蒋介石是虞洽卿介绍给我认识的。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就此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说起来，真有无限的悔恨！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头脑费沃利，命令禁止共进会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们的帮会势力，所以对我不满意，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就和他们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避不见面，不久，我就辞去法巡捕房职务，退休在漕河泾了。我在法巡捕房许多年，当然有些势力，有许多人拜我做先生，我也收了很多门徒，门徒又收门徒，人多品杂，就发生了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的行为。
　　
　　我年纪大了，照顾不到，但无论如何，我是应该负放纵之责的，因而对于人民我是有罪的。
　　
　　解放以后，我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的政府。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上海，整个变了样子。政府里根绝了贪污，社会上也没有敲竹杠仗势欺人的事情。我今年八十四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了。但经过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六十岁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
　　
　　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现在，正是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凡是我所能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徇情。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各人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至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是应该的了。
　　
　　现在，幸蒙共产党的宽大为怀，使我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毛主席旗帜下，学习革命思想，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封建思想意识，誓再不被反动派利用，决心学习自我批评及自我检讨，从今以后，愿为人民服务的人民。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八十四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黄金荣公元一九五一年五月
　　
　　黄金荣在生活上也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继续抽鸦片，而且政府派人告诉他，应该参加劳动。考虑到他已经80多岁，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早晨可以到“大世界”门口去扫马路。黄金荣对于在自己昔日独霸的“大世界”门前扫马路，自然极其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当他拿着扫帚出现在大世界门口时，众多记者为他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上海主要报纸上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黄金荣由于心情恐慌，不久即病倒了，最初整天坐在太师椅上，后来只能躺在床上。1953年6月9日下午，黄金荣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