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颁告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此倒行逆施激怒了那些志在民主与共和的仁人志士，一时间天怒人怨。上海新闻界群情激昂，决定以笔为戈，对袁世凯进行口诛笔伐。然而，由谁来打响对袁称帝的第一枪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邵飘萍。于是他们电邀邵飘萍火速归国。邵飘萍当然不会怯阵，更无推辞，他接讯后火速回到上海，鞍马未解，便挥动如椽巨笔，撰写了时评《预吊登极》发于报端：“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正文共计八十二字，“极”字出现了五次，由“登极”到“极刑”，尤其是“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之语，具有结局判若云泥的颠覆效果，振聋发聩。游戏笔墨竟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时人大呼解恨，大叫过瘾之余，盛赞邵飘萍为“文字魔术师”。
　　
　　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于浙江东阳紫溪村，十四岁中秀才。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与后来的国民党要员陈布雷、邵元冲等人同学。以新闻警世，以新闻救国，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是邵飘萍青年时代怀抱的理想。他结识了革命志士徐锡鳞，与鉴湖女侠秋瑾也有过鸿雁往来，秋瑾殉难前五天还给时年二十一岁的邵飘萍写过一封短信。读书期间，邵飘萍特别敬佩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坛巨擘不惧文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决心效法他们，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
　　
　　1911年11月7日，杭州光复，同盟会会员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他很欣赏邵飘萍采写的文章，邀请邵飘萍出任了《汉民日报》的主笔。杭州光复后仅十一天，《汉民日报》即与读者见面，该报“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惟一宗旨”。1912年春，杭辛斋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汉民日报》遂由邵飘萍独力撑持，同时他还是《申报》和《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对朝夕变幻的时局洞若观火。早在1912年1月，邵飘萍即发表时评，戳穿了袁世凯“共和其名，专政其实”的本质：“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袁世凯其后的所作所为，都被邵飘萍言中了。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退伍兵痞武士英开枪刺杀。邵飘萍第一时间发文认定此案定有幕后主使者：“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元凶藏匿幕后，邵飘萍的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自然对此恼羞成怒。
　　
　　1913年8月初，浙江都督朱瑞希承袁世凯的旨意，疯狂钳制舆论，一天之内连封四家报馆，邵飘萍被捕入狱。这一时期，邵飘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出狱后不久，邵飘萍前往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钻研法律。他仍然十分关心时局，经常为国内的报刊撰写时评。1915年初，外国通讯社透露日本政府决意向袁世凯摊牌，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邵飘萍很敏锐地意识到事态之严重，迅疾给上海的《申报》拍发电文稿以揭露之。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的消息后，邵飘萍应上海新闻界之邀回国，主持《申报》笔政，他的一篇时评《预吊登极》，震惊海内。据《时事新报》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底到1916年6月，短短半年时间内，邵飘萍共发表了反袁的社论三十六篇、时评一百三十四篇，为他赢得了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
　　
　　袁世凯死后，邵飘萍又与另一个大军阀段祺瑞干上了。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之职，与潘公弼联袂，创办了后来名动全国的《京报》，报馆设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面临参战还是中立的问题，段祺瑞内阁会议匆忙做出决策，但不敢公之于众。许多中外记者使尽浑身解数也一无所获。年方21岁的邵飘萍决心“虎穴”采讯。第一次去国务院，被挡驾。第二次，他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汽车长驱直入。传达长拒之于门外。邵当即掏出一叠钞票，取其一半，递给传达长：“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一半尽数归您。”邵飘萍终于被请。他大摇大摆走进去，段祺瑞绝口不谈和战决定。邵飘萍七劝八说，立下誓言：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风声，愿受处置，并以全家生命财产为保。段终于披露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的决定，连其中细节也吐露无遗。邵如获至宝，出来后立即驱车直奔电报局，以密电传沪。申、新二报立即以号外特大新闻发表，印数十万，撒布上海滩，热闹非凡。
　　
　　五天后，号外慢慢流入北京，段祺瑞才如梦初醒。
　　
　　1918年7月29日，《申报》发出邵飘萍撰写的时评《段内阁前途黯淡》：“虽然政府中人必将以愚言为不可尽信，且或妄斥新闻记者之有意造谣，其罪诚不可逭。愚乃不得不以事实证明吾言之不谬。夫内阁之所以存在，其第一要素为政策，第二要素为阁员，犹生物之有精神与躯壳也。无躯壳则精神无所寄托，无精神则躯壳等于骷髅，二者不可偏废。今之段内阁，政策既不能行，阁员又复涣散，其尚存者，仅为一二武人所把持不放，藉以行恶之名号而已。”
　　
　　段祺瑞读了这篇刺目剜心的文字，鼻子都气歪了。
　　
　　1918年10月，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他礼聘邵飘萍为导师，中国新闻教育即由此发轫。每周两小时的课，邵飘萍从未缺场。他讲课中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立场要坚守中立，必须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当中包括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