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造就了我国党风、政风一度最好时期，但促成毛泽东下决心反腐并取得全胜的三大功臣，却鲜为人知。
　　东北局高麻子：毛泽东开国反腐的“发动机”
　　高 岗
　　
　　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引燃毛泽东开国反腐风暴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高岗这份报告中讲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毛泽东建议开展起来的。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工作和生产中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却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吃惊。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竞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由此毛泽东决定“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假如这个时候，高岗报喜不报忧的话，或者不把问题报告的那么严重的话，也不会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开国反腐或许将是另外一个时间和局面。但当时东北是我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战略大后方，高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给和保障工作。前线战士在流血牺牲，而后方却有人贪污浪费、贪图享乐、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自然是为高岗所不能容忍，更不会为毛泽东容忍。高岗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忧患意识,以及其杰出才能和突出贡献,深为毛泽东赏识和器重,后被调入中央（“五马进京”之一）,担任国家计委主任。
　　
　　西南局邓小平：毛泽东开国反腐的“方向盘”
　　
　　邓小平
　　
　　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毛泽东开国反腐斗争的转向扩模升级，是始于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作了这样的批语：“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
　　
　　假如这个时候，邓小平没有提出那样一个建议，也不会直接促使毛泽东决心进行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搞一次“大战争”。但邓小平与高岗一样，一个镇守西南边陲，一个主持东北边防，都有着一样的战略忧患，都有着一样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倘若没有那样一种决心和铁腕，不去极力造成那样一种大气候、大阵势，打“打老虎”，就不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干净彻底地解决问题。邓小平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大气魄、大格局，及其铁腕治政的硬朗风格，深为毛泽东赏识和器重，后入主政务院（“五马进京”之一），担任副总理。
　　
　　华北局薄一波：毛泽东开国反腐的“杀手锏”
　　
　　薄一波
　　
　　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毛泽东开国反腐掀起高潮并取得重大成果是源于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等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这是打“打老虎”的一个典型案件。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和慎重，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最后决定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针对有人给刘、张二人求情，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开国反腐也正是随着处决了刘、张二人渐渐落下帷幕。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奉最高人民法院命令，判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的全部财产。刘青山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这是公审大会现场。
　　
　　这个时候，假如薄一波等人不亮“家丑”，那么毛泽东“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的开国反腐就不会“适可而止”。说实话，刘青山、张子善未必是最腐败的，但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却是开国反贪第一案。薄一波不护短，不避重就轻，确实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在处置刘、张二人的报告上，薄一波等代表华北局在河北省委提出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的意见后增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的意见，可见他们对革命功臣的情谊。薄一波被称为“杀手锏”，确实帮助毛泽东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但这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不论怎样，处置革命功臣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