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日，爸爸从广州被造反派押上火车，开始了长达8年的“监护”、4年的“管制”。经历136次批斗、206次审讯（即“过堂”）、武力批判、单独监禁、家破人亡（我妈妈胡明1967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三个兄弟被关押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5年之久）。
　　

　　2007年，爸爸去世后，我才看到一些《动态情况反映》（专案组人员及看守写的简报）的复印件，才了解到爸爸在“文革”时期遭遇的一些细节。
　　
　　“总想到她之死和孩子如何活”
　　
　　1967年1月3日，爸爸被押到北京“监护”，29日在批斗会上得知妈妈被迫害致死，看守记“自1月29日斗争会后，情绪不太正常，常问他给孩子去的信，给他发出去没有，怎么不见回信”。
　　
　　2月1日到11日，爸爸写在《人民日报》边缘的“日记”里，总要提到妈妈和我们：“2月5日……我这几天除了想到胡明同志之死以外，就只想到小孩们怎样生活下去的问题。……不得已今天给孩子们写了封信，不知能否发出去？我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爸爸还在。……2月9日……今天农历元旦……我脑子里，只能不断想到你们。”
　　
　　由于不间断的提审和批斗会，加上旧病，爸爸越病越重，常在“日记”里自我勉励：“2月1日……今天浑身无力，大有支持不住之势，这不行，如果病倒，那还有谁来说明我们的冤屈。……2月15日……要挣扎，身体无论如何也垮不得。……”
　　
　　“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
　　
　　从爸爸的“日记”看，3月开始，爸爸努力将注意力转到批斗会对他的批判内容上，他尽可能记下大会的发言及他的答辩，尽可能不再去想家人。我联想到爸爸曾给我们讲过，当年（1931-1936年）在草岚子监狱，先后关押了400多人，绝大部分陆陆续续变节、叛变走了，其中有的人本来很坚定，就是将他们的父母、妻儿抓来后，顶不住了，最后只剩下爸爸他们50余人坚持斗争。
　　
　　为了不使自己被“软化”，孤军奋战的爸爸必须自我调整。尽管如此，人非草木，我发现爸爸在被“监护”期间看过的书上面，记录下每次阅读的起止日期，那日期大都是我们这7个子女的生日！爸爸后来曾跟我们说，在狱中他给自己定了三条：“勤学习、苦锻炼、不自杀。”又觉得“不自杀”太消极，改为了“不气馁”。
　　
　　爸爸被折磨得曾几次昏厥，但态度始终强硬，专案组的汇报常写道：“薄一波在黑帮里是最坏的，根本不低头认罪。”
　　
　　“关键时刻我挺住了”
　　
　　“文革”中给爸爸安了三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所谓“山西问题”。这是康生授意的：1967年8月4日，康生召集“彭真专案组”及各组办案人员讲话时向“薄一波专案组”授意：“彻查有关敌伪档案，弄清薄一波与阎锡山的红皮白心的关系问题。”
　　
　　我有一份当年爸爸在被“监护”期间写的“交代材料”——《在山西搞统一战线工作的三年》，内容涉及当年如何受命、如何与阎锡山约法三章、阎锡山为什么会用共产党人、如何接办改组牺盟会、如何争取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包括营救王若飞出狱）等被歪曲污蔑的关键问题。不知是爸爸无数次的抗辩，还是专案组找不到证据，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这种诬陷是“无稽之谈”，1972年9月以后，上报的材料也不再提“投靠阎匪”、“阎特”。
　　
　　想到爸爸这12年的遭遇，我觉得他有一千条理由倒下、放弃、绝望、崩溃。然而事实上，爸爸的心里却有一万条理由要坚守。一次，我与爸爸谈及这段经历，爸爸的自我评价是：“关键时刻我挺住了！”我想，经历过“文革”那场劫难的人都应该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口述/薄一波女儿薄小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