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现象是旧中国的国情之一，乡下的土匪多如牛毛。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在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也许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农村，更了解土匪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我军共剿灭土匪260余万。对毛泽东来说，这260余万绝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相当具象的人。从他关注过的6个土匪身上，集中体现了剿匪斗争中党对各类不同土匪的不同政策。

　　

　　先从藏族匪首项谦说起。为让这个桀骜不驯的头人归顺，青海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达20多份。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自始至终指挥对项谦的劝降工作。毛泽东曾当面对他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九擒项谦啊！”

　　

　　实际上，对项谦的劝降是17次，加上进剿后的1次，共18次。

　　

　　项谦是昂拉（青海尖扎县一藏族部落名）第十二代千户（世袭官职，金设，元袭，明废，唯封少数民族头人）。1949年９月，我1军进军青海，军管会明确宣布承认其千户地位，一切照旧，项谦表示愿意合作。但在见到“青马”（马步芳）残余送来的金银和枪支后，他见利忘义，被匪特委任为“西北反共救国军”第2军军长，发动叛乱，四处劫掠，攻打我区、乡政府，杀我干部和解放军官兵。项谦的背信弃义激起一片喊打之声。

　　

　　“不能打！”打项谦的计划被习仲勋断然否定。不谋全局者不可谋一域。1950年夏天，18军将要进军西藏，敌特正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的谣言，如果在青海对项谦兴师动武，正中其下怀。他打电话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反复叮嘱：“对项谦，要采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政策应该更为宽大。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也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

　　

　　从1950年9月到1951年8月，青海省委、政府先后6次派人劝降项谦，不仅毫无效果，其气焰反而更加嚣张，居然进攻我驻军，很多人因此沉不住气了，要求出兵。习仲勋答复：“千万不要打。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

　　

　　喜饶嘉措在佛学界享有极高声望，达赖、班禅均尊之为师，蒋介石、杨森等无不待为上宾。第七次劝降由他亲自出马，可项谦竟将他晾在一边，置之不理。９月１日，藏传佛教领袖班禅的代表和塔尔寺代表一行10人，手持班禅等人的联名信，前往昂拉进行第八次劝降。劝降代表愿对其吃咒具结，项谦竟以辱骂作答，罚劝降代表在太阳底下晒了３个小时，且派人持枪埋伏在路上，企图谋害劝降代表，因密泄未遂。

　　

　　项谦的大逆不道，引起正在西宁参加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的公愤，强烈要求政府出兵剿灭项谦。省委书记张仲良也坚决主张打，报告西北局，要求出兵，并言已做好出兵准备。9月11日凌晨，习仲勋以西北局名义复电青海省委并告张宗逊（西北军区主持工作的第一副司令）并报中央，强调“未得中央复示前，万不可擅自兴兵。”“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部落开头一枪是很难决定的。”“即使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感情。”批评青海“对昂拉问题早做宣传是不策略的”，“会陷自己于被动”。

　　

　　青海省马上对出兵叫停，进行第九次、第十次劝降，项谦竟集中近2000骑兵向劝降代表示威。青海省委再次请求出兵，习仲勋答复：“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为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有的政治条件。”于是又先后进行了6次劝降，可项谦依然故我。至此，已劝降16次了，还继续吗？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又派出了第十七次劝降代表团，结果还是被拒绝。

　　

　　此时，昂拉部落内部的藏民也忍受不了项谦了，其参谋长、隆务寺经师诚勒活佛逃出来，找政府请求出兵征讨。西北局请示中央，４月13日，中央指示：“昂拉匪部经17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

　　

　　５月上旬，我1师师长罗坤山指挥部队全歼项谦匪部，项谦丢下家人，逃到同仁县南乎加该的森林中。尖扎工委准备了两手，一面派人继续争取，如争取不成，另派人杀之。“共产党不能这样做！”习仲勋得报后立即追问：“准备杀项谦的人是否派出去了？如已派出马上召回。”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于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更多的藏族头领，也主要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尖扎工委派其11个被我宽大释放的亲信带着其家属信前往说降。项谦见人见信，老泪纵横，于７月11日带着10个保镖下山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此后，项谦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

　　

　　对少数民族匪首特别宽大，毛泽东特赦贵州布依族女匪首陈莲珍（陈大嫂）又是一段佳话。她年轻时被誉为“布依第一美人”，能骑大马，打双枪，多次从我围剿中脱身，被抓获后群众纷纷要求杀之。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达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到此事。“不能杀！”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敢于七擒七纵。我们擒了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都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陈莲珍被赦免后，劝降了20余名土匪，其中5名匪首。

　　

　　“云南王”龙云是彝族人，在香港声明反蒋拥共，其唯一留在国内的第三子、昭通“尹武纵队”司令龙绳曾也宣布起义，被我任命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但他暗中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滇东军政长官兼滇黔川康剿共总司令”之职，网罗土匪，发动叛乱，在攻打警备司令部（43师兼）时被击毙。龙云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其子被打死，上下都不好交代，一直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这件事，派龙云主席回云南处理。”龙云回到昆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看到蒋介石给龙绳曾的委任状和他们之间的来往电报后，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我这个儿子很坏。”

　　

　　对汉族土匪，毛泽东也是按政策区别对待的。他点名“一定要活捉”的匪首是井冈山的萧家璧。此人是遂川县大土豪，从毛泽东上井冈山时就与红军作对。错杀袁文才、王佐后，他占领了井冈山直至江西解放，一生杀人无数。1949年8月，毛泽东指示在江西剿匪的48军：“一定要活捉萧家璧，不要死的。”142师将其活捉，11月11日在遂昌公审处决。

　　

　　毛泽东批示要保的匪首是“湘西王”陈渠珍。此人是个亦官亦匪，功罪分明的人物。作为湘西土匪的领袖，他横征暴敛，同时又给湘西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贺龙率红二军团长征时，他一面让开一条路，一面又尾追不舍。湘西解放时，经湖南省委和47军多次劝降，特别是在贺龙带口信后，他宣布起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在京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宴请并专门召见他，赠予抽水机等几十件农业机械，鼓励他为建设湘西作贡献。而在镇反时，有人要把他当反革命镇压，毛泽东批示：“陈渠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这个批示救了他一命。

　　

　　大名鼎鼎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是毛泽东想保而没法保的一个匪首。她是辽宁岫岩县人，一个腰插双枪充满传奇的抗日英雄，抗战时期的着名新闻人物，其队伍曾被聂荣臻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国共双方的领导人都与她有交往。重庆解放前夕，蒋经国请她出山，留在“敌后”与共产党打游击。70岁的她在四川什邡拉起土匪队伍，杀了我200多名农会积极分子和群众，两次攻打什邡县城，被我179师537团活捉。报到北京，周恩来打电话为之说情，但被杀的200多人的家属不答应，终被枪决。毛泽东批示，善待其家属。随即将其家属释放。

　　

　　（江永红本文摘编自《灰霾1950——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案》，该书上部已由黄河出版社出版，下部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