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革”期间究竟有没有猪肉票？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让“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陆感到困惑。“文革”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食不果腹又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加上“文革”前后曾用肉票，“文革”焉有不用之理？

　　

　　为此，金大陆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十人一组）作了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期间使用猪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不过，答案实际上明明白白写在《上海副食品商业志》内：“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猪肉）敞开供应共12年2个半月。”

　　

　　生于1949年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今年已经62岁。像他这一代的研究者，会认为“文革是‘集体犯罪’还是‘人类遗产"这样的争论充满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终极性的批判思路；那么后者便是一种颠覆性的辩护思路；都是力图在惯常的政治学框架内得出结论。”“文革”二字，对金大陆而言，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记忆。不过，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比如细小如猪肉票，正在失真。

　　

　　最近，金大陆的“文革”研究《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出了厚厚上、下两册，用丰富、扎实的第一手史料，详尽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群众报刊、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描绘了一幅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

　　

　　"文革’研究不仅应该有政治运动的框架，也应该有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的血肉。”

　　

　　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

　　

　　红卫兵外出“串联”，在金大陆的社会生活路径“文革”研究中占了将近一半篇幅，在他的“文革”记忆里也带着少年的兴奋。

　　

　　1966年10月，金大陆还是年仅16岁的上海中学生、非红卫兵，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去了山城重庆，名义和内容都是大串联。

　　

　　第一次出发是1966年的10月10日。上午，与同学结伴先坐长途汽车到达松江，再花八角钱买一张去嘉善的火车票。“因为只要一踏上嘉善的地界，我们的身份立刻就变成了外地赴浙江串联的革命师生。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应该了解，这条线路是当时上海非红卫兵外出串联的主要通道。”

　　

　　金大陆与伙伴们坐上了火车，火车停靠嘉善的时候，这群第一次冒险的少年紧紧拽住车票不敢喘气。不过行程出乎意料的顺利，傍晚他们抵达杭州，在马路对面的接待站凭学生证吃饭、凭学生证上车，过上了特殊年代欢天喜地的“金卡”生活。

　　

　　原定的目的地是韶山。排队办票的时候，金大陆与来自重庆的学生攀谈，得知《红岩》中的“白公馆”、“渣滓洞”都是真的，可以参观，原定的走向立刻被心中对《红岩》的向往取代了。

　　

　　“第二次去重庆是1966年底春节前，我是业余体校乒乓球班的，几个低年级的球友吵着要我带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我就带上一个小同学直接买票从上海到了杭州。”金大陆说，当时正逢北京紧急通知全国，停止徒步串联，五百里以外的十天内办票回家，五百里以内的则一律走回去。杭州站围满了上海学生。

　　

　　就在慌乱之际，一个矮小、看上去显得傻乎乎的重庆学生引起了金大陆的注意，因为他一人手上竟然有七八张学生证。“我们要求用一枚井冈山纪念章换他两张去重庆的车票，他拔腿就往车站跑，当天就喜滋滋地把票办来了。就这样，我又到达了重庆。”这一次，金大陆一心想的是过三峡。

　　

　　等到1967年5月，全国已经燃起了武斗的战火，重庆是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而上海的两派则凭内功对峙。学生停课在家，开始无目的地寻找欢乐和刺激。“这一次我并不想去重庆。但球友班级的同学中，有一位年龄稍大的不顾我们的讪笑，直言不讳要去重庆找在北京串联时相好的女朋友，我很容易被人说动。”

　　

　　这一类外出“串联”经历并非个案。“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的船上，有许多和我们一样回家的串联师生，他们有的从峨嵋山来，有的从西双版纳来，有的甚至从敦煌来，他们背着从各地采购的土特产，还背着照相机—他们比我们更精明，更潇洒。船过三峡的时候，上海虹口区的一位教授看我们心馋，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当然，也有例外。后来写出《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曹锦清教授，就是上海外出串联学生中老老实实真正响应徒步串联号召、沿着铁路步行的“少数派”，这在金大陆后来通过搜索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大量资料，以及口述访谈中，都属于鲜有的案例。而回忆起这些，曹锦清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笨蛋”。

　　

　　“文革”运动初期，因上海没有发生类似西安、兰州、长沙、天津等地学生与当地部门的直接冲突（上海9.4冲击市委事件，是由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发动的），也就没有一批批学生为上访取经而外出串联。所以，尽管也有零星的上海学生趁势流散在外，但作为集体行动，上海的大串联是发生在“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

　　

　　“这即是说，上海的红卫兵大串联在原初形态上，缺乏内在的‘造反性质’的动因，它是被触动和被召唤的，它更典型地具有‘观摩’和‘周游’的特征。”

　　

　　金大陆说，“大串联几十万人乘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属于社会非常行动，而非常行动在因果上不可能持久。因此，周游大地、探亲访友也就不足为怪。反之，这才是属于正常的归趋，因为人们心里萌动着对生活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