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串联，见闻不断。在学者金大陆的个人记忆里，有一件事不得不说，这件事蹊跷地与国民党特务有关。

　　

　　1966年年底，第二次从重庆回上海，走的是水路。当时船上规定，每个航程，都要组织一次毛泽东思想宣传晚会。晚会是在底舱举行，串联的师生中有许多文艺高手，独唱、吹奏乐器、跳舞，热闹的气氛让大家都十分高兴。

　　

　　晚会结束后，金大陆回到自己的舱房，却发现他的铺上躺着一个陌生男子。“我起先以为他睡错了，使劲叫唤，以致同舱的人都来推搡他，他就是不搭理。”金大陆说，这个男子身上黏着些泥，像是刚从田间来，长得相当壮实，有一个抵俩的感觉。他一言不发，后来实在没法，终于叫来了背枪的乘警。

　　

　　“谁也不会相信，谁也不敢相信，那个人竟然拿着纸和笔写下了：我受国民党反共挺进纵队×支队派遣，目前沿着长江流域组织活动。”房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连乘警也脸色发白，有人怀疑这是个疯子，立刻叫来船医。舱房里挤满了串联的师生，胆子小的抱作一团，胆子大的，开始愤愤骂人。后来，复旦的一位大学生挺身而出去与船长交涉。

　　

　　但出乎意料的是，船长与乘警来了，与男子交谈了几句后，男子麻利地翻身下船，嘴角还挂着一丝轻蔑的笑。而船长的决定是按航运程序把那男子送交下一个停靠站—竟然没有送交给公安机关。”

　　

　　这段蹊跷的遭遇，让金大陆至今想来毛骨悚然。但他并不确定当时遭遇的是否真是国民党特务，或许仅是个疯子。但在整个“文革”研究过程中，的确有官方资料证实了当时特务活动的存在：从1966年到1975年，整个“文革”期间上海公安部门都曾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案和外籍特务案。如1966年8月，国民党特务邓某进入上海，与潜伏特务接头被抓获；1968年，国民党特务李某进入上海，发展人员，搜集情报被抓获等。

　　

　　当然也有模棱两可之处。在金大陆提供给时代周报的补充材料中，他这样提到：

　　

　　据我们采访上海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所知，这属于上级培植的红卫兵组织，因当时上海有不明来路的地下电台，所以“大抄家”时，就有化装成红卫兵的公安人员与红卫兵一起进入居民区中的嫌疑人家。那位当年的负责人说，他与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坐在一吉普车里，用步话机呼号指挥。还有江青为清扫上世纪30年代留在上海演艺界的劣迹，通过叶群指派驻沪空军的战士冒充红卫兵，与上海复兴中学的红卫兵一起，抄了赵丹、郑君里等人的家，片纸不留，打包封存，最后空运北京当着江青的面焚毁。当时，上海曾办过红卫兵“大抄家”展览会，包括旗帜、文件等许多有国民党标志的东西，也有枪支和电台。

　　

　　不过，这段个人经历的意义不在于“国民党特务的真假”，而在于船长和乘警对该“国民党特务”的处理方式。

　　

　　事实上，那位复旦学生的确发出了“为何不转交派出所”的质疑，并因按捺不住自己的气愤，在船靠岸下一站前往公安机关报案。但这样做的人只有他一个。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当时船上服务员的话：“你们只跑一趟，他们天天要在这条线上跑……”

　　

　　这种处理手段和考量，与未曾经历过“红色年代”的人的想象，不是没有出入。

　　

　　革命不能解决冒犯

　　

　　“文革”时期，特别是狂飙席卷的初期，“革命”压倒一切，这不仅是现代人脑中牢不可破的印象，也确是实情的写照。但金大陆通过考察当时“内部文件”发现，即使在那样一个“私”、“利”受到最严厉斥责的时期，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供应与服务背后，“通风报信”、“代购紧缺物品”等“开后门”现象和“伪造单据”、“少付多找”、“串通出货”的行为比比皆是。

　　

　　收藏、交换毛泽东像章是“文革”时期的“时尚”。“应该承认，大多数人参与毛泽东像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收藏，这是因为毛泽东像章确实具有收藏的价值。材质的不同、类别的差异，以及后来形状、标语的多样化，都吸引人们去追逐。”金大陆说。

　　

　　但1967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加短评“这里又是一场阶级斗争”发表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队的来信，指出了“像章交换场所已经由自由交换发展为买卖或变相买卖”，事实层面揭示了毛泽东像章交换中的牟利倾向。

　　

　　在当时查获的案子中，交换环节的“投机倒把”例如闸北区有一人用钱或纪念章购买、换取空白介绍信，套购了大量纪念章在交换场所倒卖；有人用请客吃饭、给零钱的办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内在交换场所卖出两千多枚毛泽东像章；还有七个青少年身带凶器，翻越工厂偷窃，被捉拿时当场追回一千四百多枚。

　　

　　而生产线上的腐败则更为严重。根据金大陆披露的一些“审查拘留者”材料：

　　

　　上海安装公司施工科安全员周某（称其“1957年、1961年两次贪污受处分”）骗得三张介绍信，以东海舰队某部的名义加工像章137650只，卖出49504只，得利3473.64元。周的手法是“虚报成本，克扣原料，抬高价格”，有五个红卫兵参与周的活动；

　　

　　上钢五厂供应科陆某通过中间关系以一台60吨冲床，与浙江平湖城关白铁社调换9万只像章，以支付运输费为由，每只加价一分，获利900元。机动车间工会原负责人陈某与卢湾区税务局张某、王某等，动用生产铝片在车间冲制各种像章8万多只，除部分分发给工人外，大部分私分。

　　

　　另据市革委会政宣组1967年12月引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的报告，11月，某空军部队自行加工镀金毛泽东像章276只，用去黄金14克。

　　

　　因制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请：因航空零件镀金，需要黄金4克。上海分行拨出黄金并交上海金属工艺一厂，后发现目的用于镀金加工毛泽东像章，便及时停止。而部队之前用去的黄金，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

　　

　　“这证实，非常态的革命，也不能阻止一部分人为追逐利益而冒犯革命—革命，不能解除这种冒犯，更不能解决这种冒犯，因为这种冒犯是‘非常’之人性的必然表达。”金大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