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至1980年5月8日最后一批“右派”摘帽，约53万顶帽子几乎全部摘去。但是，最终“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判，不予改正”这月百人，其中就有声名赫赫的六个顶级大右派。
　　
　　罗隆基是中国民盟创始人之一。他在1957年5月22日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不单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他还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冤屈都要申诉。罗隆基因发表“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着名的三大右派言论，被钦封为“右派老祖宗”。
　　
　　章伯钧1922年公费赴德国留学期间，与朱德同住一室，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第九军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副主任，1927年11月脱离共产党。
　　
　　建国后曾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他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他认为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由他们讨论。他还提出：“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
　　
　　储安平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提出震撼全国的"党天下"之谏。他认为“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并且称在百花齐放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大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且委婉地指出政府已成“一党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章伯钧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彭文应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周恩来郑重地向陈毅介绍彭文应：“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彭文应心直口快，话多，文章多。1957年8月2日印发的《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其“严重反党言行”被分编为八大类。其中有：“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陈仁炳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前，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
　　
　　1958年6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陈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他其中说了一个汉代贾谊在“文景之治”时指出王朝危机的故事，当时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列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陈仁炳说：“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陈仁炳发言最关键一点，就是他提出可以“算旧账”：“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不算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账（如果有这样的账的话），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原名程海果，她从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并进行反驳，于是声名雀起。
　　
　　1956年底，她曾上访中南海，为此曾引起了一场风波。
　　
　　1957年开始，她连续发表了几次“惊世骇俗”的演说，为“反革命”的胡风鸣不平，还提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指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很严重”，从而“一鸣惊人”，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
　　
　　刘少奇为此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注意”。1959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1975年上访无果再次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