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习近平强调，中共六大会址是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旧址，也是中俄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共六大这段历史，也十分珍惜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的历史。我们建立中共六大纪念馆，是要铭记历史，是要继承和发扬中俄传统友谊，促进两国世代友好。

　　

　　当年，中共“六大”代表们是在极其秘密的状况下前往苏联莫斯科的……

　　

　　1928年5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纷纷经沪前往苏联。

　　

　　5月9日，中共中央在国内指定三人临时主持留守工作——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大”在国外召开，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召开，“五大”在武汉召开。“六大”改在莫斯科召开，是由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在开全国代表大会时被一网打尽，不得不在当时的“红色堡垒”苏联召开。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陆续来到苏联。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原先的一座贵族庄园)，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由于制止了左倾盲动主义，这时的中共党员增至四万多人。

　　

　　大会之前，6月12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主要负责人。斯大林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调，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则是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一个右，一个“左”，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共产国际再一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选中了向忠发——这除了向忠发是位老工人之外，还由于他率中国工农代表团以来，跟共产国际，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触。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前五人为常委。这样，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

　　

　　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徐锡根、卢福坦。

　　

　　项英进入政治局，因为他当年是织布工人。他原名项德隆，1922年加入中共，是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从事工人运动。他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罗登贤，也是从事工人运动的，曾参与领导了香港工人大罢工。杨殷1922年加入中共，领导了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1925年，他参加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斯大林批评说，中共还是瞿秋白、张国焘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中央来。于是，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十六人中（内中央委员二十三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三人），有二十一人是工人。连恽代英、刘少奇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未能入选!

　　

　　共产国际也意识到自身工作中的失误，因为中共领袖的错误，很大程度上由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犯了错误，诚如陈独秀之右倾跟罗易、鲍罗廷的右倾大有关系，而瞿秋白的“左”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明纳兹的“左”倾。布哈林这么指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试的，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错误的代表好些。”(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2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这样，共产国际作出了新的决定，即由中国共产党派两个代表到莫斯科，经过这两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

　　

　　经过研究，把瞿秋白、张国焘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样，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脱离了国内的领导岗位，从些结束了他在中共党内的第一把手地位。

　　

　　除了瞿、张两人之外，邓中夏、余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不久，陆定一又出任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他们在莫斯科组成了中共代表团。

　　

　　后来，共产国际还是派出代表前来中国。不过，共产国际声称，代表不再对中共起领导作用，而是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