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红军达到10万人，农民赤卫队有数百万人；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县苏维埃政权已有300多个；党员数量增加到12万人，大城市的产业支部由98个发展到229个；青年群众组织有160万人；赤色工会会员超过10万以上；互济会组织达86万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白区)工作，也有了初步恢复和发展。1930年5月，蒋、冯、阎军阀中原大战的爆发，给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与此同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于革命有利的形势下，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随后，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8月初，“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武汉，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桂林，幻想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8月6日，又将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和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工作，又遭到摧残和破坏。红军也遭到重大伤亡，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红七军由6000人锐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党内许多同志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白区的恽代英、何孟雄和在苏区的毛泽东、方志敏、贺龙、周逸群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批评或抵制。特别是毛泽东不但没有机械地执行“左”倾错误，而且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然而，许多同志都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视为“右倾”、“保守”而受到打击。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指责。从1930年6月至9月三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多次召集会议讨论有关中国问题，通过许多关于具体策略问题的决议案，如《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国际对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国际对于中国农民问题决议案》等，要求中共中央切实讨论执行。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对革命发展的形势，在程度上与速度上都有过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在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从1930年8月底至9月下旬，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已经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如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停止武汉、上海同盟罢工，恢复党、团、工会独立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开始策略上必要的转变。1930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奉命回国，行使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使命。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10人，候补中央委员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4人，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和候补审查委员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以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20人。扩大的三中全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

　　

　　全会的议事日程共有四项：1．中央政治局报告及政治状况和党的任务问题，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7月23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此外还要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运动、苏维埃问题两个议决案。2．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3．职工运动问题。4．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

　　

　　会上，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在国际与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中央确实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错误”，但“在每次的错误中，都得到国际坚决的指正”。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作了发言。李立三对中央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作了检查发言，他承认：“我们估量革命高潮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他说：“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他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域，党内斗争等九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坚决表示“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项英作了《职工运动问题的报告与结论》。吴振鹏作了《组织问题中青年团代表的副报告》等。

　　

　　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对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会后全会还补发了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的《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和《苏维埃苏区土地农民问题议决案》。为宣传三中扩大会的精神，1930年10月12日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通告》指出：“全会认为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与国际的路线一致的，只是在这复杂的政治变动中，中央政治局却犯了不少的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通告》表示：“三全扩大会的成功，将要更加巩固党的发展，将要回答一切反革命派的压迫与进攻，将要成为党战胜党内一切“左”倾的尤其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利器；全党在这个基础上将要更有力量来迎接日益生长的革命新高涨，来领导已开始的革命战争，来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四个主要决议案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性，接受国际的指示，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正确，但犯了策略上的某些“左”倾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也表示：“全会接受国际的指示，认为国际的指示完全是正确的，政治局在执行这些指示上的动摇怀疑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些错误使政治局走上冒险的道路。”全会“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政治局在6月11日的政治决议案中，“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政治局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

　　

　　二、错误地认为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坚决反对取消派和调和派。《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然而，有些同志还采取调和态度，说右倾路线并没有形成，事实上阻碍党反对右倾的斗争，所以，提出“党必须同时反对调和主义，然后才能无情的克服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决议还提出：党“必须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

　　

　　三、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批评党在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中的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着重检讨说：“行委在党内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并立即恢复团的独立系统与工会的经常工作。”还批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对工人斗争形势有过分估量，因此在组织政治罢工时，“偏重工人武装的技术上的组织和训练”，没有注意把武装训练工人的任务和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任务联系起来，而且和赤色工会的发展隔离起来，“反而形成放弃组织罢工而等待暴动的现象”，“尤其是各级‘总行委’的组织方式和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代替了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妨碍了工会群众的独立指导系统”，使“工会领导机关的行动和工作停顿起来”。

　　

　　会议根据“六大”以后党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牺牲和病故等变化情况，补选了中央委员7人：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锡根、陆文治、贺昌、邓发。补选了候补中央委员8人：袁炳辉、陈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黄平、恽代英、陈潭秋。补选了中央审查委员2人：宁迪卿、康生。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李立三在会上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了错误。这次会议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但是，对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未能加以丝毫触动，致使会议未能从根本上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进行清算，后来重犯更大的“左”倾错误。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突然改变了过去对李立三问题的态度，认为李立三的政治路线是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践线互相对立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这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12月9日，政治局又作了一个决议。12月23日中央又发出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却明确指出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路线的错误，而不仅是策略的错误，并承认了三中全会对待李立三问题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扩大的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