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中央委员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党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另外两个俄国同志。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首先介绍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报告；3．改选中央政治局。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只开了一天就胜利结束。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过去党对农民有正确的领导，不在农民问题上对国民党让步，不阻止农民运动，坚持党的独立性，就不会使革命失败。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的革命才开始有了一个坚决的转机。他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联合战线中放弃党的领导权的错误。同时又认为现在还不应退出国民党。

　　

　　国际代表报告之后，李维汉说，常委已经接受了这个报告，现在请大家讨论。接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发言。大家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认为，过去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重视上层几个领袖人物，而忽视了广大工农群众，这就使党失掉了群众基础。邓中夏说：过去有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更看得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来，现在由于阶级斗争加剧，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罗亦农认为，五大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五大时又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邓中夏说，以前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小资产阶级了。总之，由于阶级估量和阶级分析上的错误，这就必然造成过去中央在指导路线上的错误。蔡和森、邓中夏和任弼时等，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作风，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二、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了过去中央反对农民运动的错误。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蔡和森说：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的中央并不实行，而采取压制农民运动的态度。任弼时说：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知道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

　　

　　三、关于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定起来注意这个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完全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罗亦农说：过去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www.lishi54.com

　　

　　就以上几个问题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了总结发言，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接着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然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报告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三条策略原则：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派民权主义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报告在最后还提出要注意作好团结国民党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强军队和士兵中的工作。

　　

　　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过热烈讨论，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政治局的分工，决定由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长兼管中央秘书厅；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兼党报总编辑；苏兆征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长；顾顺章任中央交通局长；郑超麟暂时负责中央出版局。

　　

　　会议还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也有缺点，它只注意反右，而忽视了防“左”，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这是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