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谈论其他问题
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毛泽东很喜欢谈论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面广,远远超过了语言的范围。即使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着作的英译本时,他也十分注意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特别是当前的实际。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他读到英文本《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时,他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共产党宣言》序言中还有另一段话:“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以中国的情形来看也是这样,从清朝的康梁保皇派到袁世凯、北洋军阀时期的研究系(后来的政学系)、吴佩孚、曹锟、段棋瑞、张作霖、青海的五马……都被历史的进程扫掉了。唯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存在下来。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他读英文本《矛盾论》时,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具体分析了农业合作社存在的六大矛盾及其解决办法。他说:第一个矛盾是国家与农业社之间的矛盾,其中包括国家计划与农业社机动性的矛盾,农业税、价格与农业社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农业合作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矛盾,农业社管理委员会权力太集中是民主办社的障碍,解决办法是给生产队一些有利于搞好生产的权力,例如,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开支)制度,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农副业生产管理、施行增产措施的权力;第三个矛盾是农业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是农业社的积累与社员的收入要有适当的比例;第四个矛盾是穷队与富队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是各负盈亏;第五个矛盾是社员与社员之间的矛盾,解决办法是贫农不要占中农和富裕中农的便宜,对他们的意见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否则不利于贫农与中农的团结,不利于生产;第六个矛盾是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定期公布财务账目,干部参加生产,遇事及时同群众商量。后来读英语时,毛泽东还谈到,分配制度是关系到五亿农民的大事,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说是一盘棋,甚至半盘棋都谈不到。整社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整社是整不好的。
毛泽东在学英语时常探讨历史问题。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刊登了一篇论柳宗元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对我们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在这之前,毛泽东还谈到翦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同年五月,毛泽东还谈到,他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他说,蒋介石集团本身的变化可以不写,但是蒋介石登台后的军阀战争要写进去。孙中山当临时总统,蔡锷反袁世凯,蒋桂之战,蒋冯阎之战等等都要写进去。
毛泽东还谈到他自己写的几首词的主题思想。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学英语休息时说,《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念奴娇·昆仑》这首词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的。《菩萨蛮·黄鹤楼》是描述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朝起伏的苍凉心境。《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他还谈到《浪淘沙·北戴河》一词写作的缘由。他说,李煜写的《浪淘沙》都是婉约的,没有豪放的。因此,他以《浪淘沙》的词牌写了一首豪迈的词。
毛泽东在学英语时还经常纵论国际形势。他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对世界历史知识的熟悉,使他常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对未来表现出明晰的预见性。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戴高乐当政之前五个月,毛泽东就非常注意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他说,要继续进行观察。一九五八年五月戴高乐当政时,国际大多数舆论认为,欧洲的政局将向右转。但毛泽东明确认为。戴高乐当政有利于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一种特殊的休息
毛泽东学英语,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常常说:“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这里的学习固然是指读书,但也包含积极休息的意思。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休息。一九五九年一月,他接见巴西外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毛泽东经常在刚刚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在多次攀登北高峰之后,他曾诵诗一首:“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机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在攀登莫干山时,他口诵《看山》诗一首:“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朗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英语。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中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二十一日,他巡视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沿途参观工厂、矿山、学校、公社,大部分行程是乘汽车,每天都要乘车六七小时,途中十分辛苦,即使如此,学起英语来仍很有精神。
使人难忘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或者出国访问期间,他学习英语的兴致丝毫不减。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十一时至十二时,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书写了元人萨都剌的《徐州怀古》词后,即学英语。三月二十日十三时至十四时,由南京飞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学英语;当飞机飞临镇江上空时,他书写了辛弃疾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并向我解释了这首词的意思和词中的典故。这一年十一月,他到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有时早上天色未明,他就让我同他一起学英语。在会议期间,他的英语学习没有中断过。毛泽东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也常常以学英语作为一种调节。例如,一九六〇年五月六日至十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十二国、拉丁美洲八国等四批外宾后,多次以学英语作为休息。同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得很融洽,休息时又读了一会儿英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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