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赵炜陪同邓颖超每天去医院探望周恩来之后，给周恩来读文件的工作就由她担当起来。在西花厅工作了那么多年，赵炜已经熟悉了周恩来的语音和声调，因此，当周恩来在病重期间说话声音很弱时，邓颖超听着费劲儿时，她便又担当起给这老两口"翻译"的重任。

　　在医院这段日子，有几件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一件是在10月的一天，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叮嘱我再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我们虽然不知他要歌片儿干什么，但还是在办公室找起来。当时，我们手里都没有现成的歌片儿，一时还很着急。后来，我突然想到了在西花厅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就去他们那里找，结果还真找到了。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

　　过了十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陪着邓大姐来到医院。这天周总理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大姐坐到病床边，两人说起话来。周总理对邓大姐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深情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周总理这天的举动很让我心里难受，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医生对他生命旅程的预测，但就从刚才的话和行动来猜测，他肯定是知道自己的生命来日无多，因此提前向大家致谢。这时候，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总理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没说过半句沮丧消极的话。

　　周总理好像还在有意识地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又过了几天，在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周总理为什么要写这样几句话，我心中思量了好久。确实，那一阵子"四人帮"一伙挺嚣张的，他们不停地组织人"批林批孔批《水浒》"（注：1974年由江青提议的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运动），还大喊大叫批投降派，矛头所指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其实，他们就是想整倒周总理。

　　这几句话，周总理放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说了一遍，当时周总理这话是对着邓大姐说的。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1975年12月，周总理已经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他已经不能看报了，但每天清醒时却依然很认真地听报，而且要求大小消息都要念，一点也不要删掉。到了12月12日，周总理在一次清醒后又要听读报。我们就想，也许他心里一直在惦着什么事儿，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我们把情况向邓大姐讲了，邓大姐就约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一起进行分析。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周总理在生命的垂危时刻还提出要听报纸，最大的可能是出于对将来的政治形势的不放心，他可能最担心的是邓小平同志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

　　我们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后，邓大姐沉思了。过了一会儿，她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

　　但不读也不行呀，万一周总理真要听呢？"那就念旧的吧，"邓大姐说。这样，在周总理病重时我们还做了一回"假"--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当时改报纸的任务交给了留在西花厅的钱嘉东、赵茂峰和纪东三位同志，他们从国务院印刷厂借来同《人民日报》同样字号的铅字，每天改报纸上的日期，这样一直坚持了20多天。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再重复一遍吧。"这样，我又当起了周总理的临时"翻译"。

　　有一天，周总理望着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大姐看看他也深情地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这老两口那些没讲出来的话是工作机密还是感情倾诉？他们谁也没说，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总理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