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覆亡真相引言

　　唐朝建立于618年，亡于907年，共290年。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共20帝，在中宗与睿宗之间曾有武周政权。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朝还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使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灭亡的结局，是什么原因呢？自唐亡以后，人们就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今天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唐朝的灭亡，以探寻其灭亡的真相。

　　盛世气象(1)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566—635年）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贵族。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趁隋末天下大乱的局面，起兵西入长安，立杨侑为帝，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独掌大权。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宇文化及缢杀。五月，李渊逼迫杨侑禅位，自己称帝建国，国号“唐”，李渊就是唐高祖。

　　唐朝建立时，天下依然是群雄并争，战乱不止。所以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乱，统一全国。在高祖在位的九年里，甚至到了太宗贞观初年，唐朝还主要以平叛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唐初十年里，唐高祖、太宗先后剿灭西北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轨、山西的刘武周、黄河流域的窦建德、河北的刘黑闼、江淮的辅公、北部的梁师都、黄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后裔萧铣、岭南的冯盎、招降幽州的罗艺等，全国始告统一。

　　唐太宗常把隋朝当作一面镜子，隋朝的迅速兴亡，给他留下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农民大起义，使他充分认识了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威权于一身的帝王，也难逃亡国身死的命运。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国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为此，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的年号，太宗在其统治时期，社会出现了太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史书中对“贞观之治”是这样描述的：“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三百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到了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社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这种繁荣稳定局面的出现，是与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有方分不开的。他的具体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贤能、善于纳谏。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德才兼备之人出任宰相，同时，虚心接受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对自己提出的意见。重视吏治，注重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严惩贪官污吏。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大力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在军事上，打败强敌突厥，解除北方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时出掠抢，相沿成习，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宽厚持平，因此，少数民族纷纷来朝，并尊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对自己的成功总结了五条经验：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强的人；二是充分发挥人的长处；三是尊敬贤能之人，怜悯不肖之人；四是不厌恶正直的人；五是没有狭隘的华夷观念。太宗对自己的概括，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对于一名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够做到这些相当难能可贵。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贞观之治”出现的必然性。

　　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的基础。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后，继续按其父亲的治国之道行政，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皇后武则天（624—705年）开始辅助高宗处理朝政，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由于武则天在高宗病逝后，先后废立中宗、睿宗，并于690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皇帝，历史上对武则天颇多微词，传统史家批判她篡夺李唐政权的行为，并认为武氏任用酷吏，实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兴土木，耗费民力等等，将她贬得一无是处。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武后确实赏识并重用过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也确实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给社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并没有出现停滞、倒退，相反，是继续向前发展的。

　　从这一点上看，她的统治是值得肯定的。为维护统治，武则天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发展科举制，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举人，举行殿试，增开武举。她还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访人才，并不经考试直接任用。她还加大对官员和军队的监督，具体方法就是赋予肃政台（即御史台）更大的权力，使他们对文武百官、各地军队有较为独立的监督权力，便于朝廷对官员和军队的管理。她继续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使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由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高宗、武后的统治，推动了唐朝的进一步发展，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掉乱政的张易之、张昌宗等，拥立唐中宗李显即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旧制。但中宗并不信任这些旧臣，专宠韦皇后及安乐公主。韦皇后欲效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但除了暴行之外，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

　　她们毒杀唐中宗后，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尽杀韦后党徒，连幼儿都杀死。李隆基（685—762年）后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玄宗。由于他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开元年间，玄宗善用贤人，任用姚崇、宋、张嘉贞、韩休、张九龄为相，这些人各有所长，有的忠言直谏，有的守法不阿，有的善于吏治，对玄宗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都起到了参谋与协助的作用。玄宗反对浪费、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官的选拔与监督。在经济上，玄宗主张兴修水利，在边境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发展生产。此外，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大的军区，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并以此保证中原与西域、中亚地区的道路畅通。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开元时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到开元20年，全国民户数量为780万户，人口4500万，比唐初户数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会发现唐玄宗身上有许多缺点。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玄宗却恰恰相反，在开创盛世局面以后，便不思进取，产生了骄傲自满和怠政的情绪，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所以玄宗从天宝年间起，在朝中开始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一类的奸臣，在外则赋予胡人安禄山以较大的权力。

　　李、杨二人在朝中打击异己、陷害忠良、贿赂公行，使朝政日趋腐败，安禄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买马，集结力量，企图自立。而唐玄宗却视而不见，仍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自豪与满足之中。在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势下，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