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战争刚刚结束，唐代宗就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与唐朝优崇安抚的初衷相左，这一任命给这些已有割据之志的将领们提供了成为新的割据者的条件。在各藩镇中，有一部分能够服从中央指挥，但相当数量的藩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割据，其中平卢、成德、魏博三镇的割据性最强，被称为“河朔三镇”。在这些藩镇中，节度使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而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还经常爆发战争，使国家处于长期战乱之中。

　　面对这一局面，唐朝中央多数时间在忍耐，但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唐朝政府与藩镇也曾发生过战争，其中德宗、宪宗、武宗时期的三次规模战争较大。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袭其父位，魏博镇节度使田悦亦代为请求，唐德宗予以坚决拒绝。李、田于是联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7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也请求袭其父位，德宗仍然不答应，李纳也因此叛乱。唐德宗只得采用“以藩制藩”的策略，调动其他藩镇军队镇压叛乱军队，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藩镇卷入了这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有四人称王，二人称帝；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称楚帝，朱称秦帝。在平叛过程中，许多藩镇采取观望态度，不肯出力。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只得远调泾原兵参战。可是当泾原兵路过长安之时，嫌朝廷犒赏不丰，遂拥立朱，起兵作乱。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险些丢掉性命。这场战争经历了五年，结果是唐德宗向藩镇妥协，藩镇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了。

　　唐宪宗打击藩镇，恢复中央权威的决心是非常大的。宪宗一即位，就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决心平服藩镇、重振国威。从元和元年（806年）起，朝廷先后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节度使，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朝廷，成德镇的王承宗也不得不向朝廷输贡赋、请朝廷派官吏。宪宗打击藩镇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藩务，随即叛乱。宪宗发十六道兵讨伐，最终于元和十二年擒吴元济，平定淮西。不久，宪宗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能够取得如此多的胜利，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宪宗时期，中央已经有了直辖部队——神策军，这是打击藩镇的军事保障，同时中央的经济实力也明显增强，为打击藩镇创造物质基础。宪宗本人的决心与意志，在平服藩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和十一年(816年)，征讨淮西三年不下，满朝文武皆呼罢兵，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的方针，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元和十年(815年)河北平卢、成德藩镇制造恐怖事件，在京师刺杀宰相，并在东都策划暴动，企图动摇宪宗平叛的决心。而宪宗果断处置，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将平叛继续下去，最终取得胜利。但宪宗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他死后不久，许多藩镇又纷纷发生变乱，各自为政。

　　唐武宗时期与藩镇的战争主要是同泽潞镇进行的。泽潞镇节度使刘从谏素不服从中央。

　　会昌三年（843年），刘从谏死，武宗采取宰相李德裕的建议，发兵讨伐泽潞镇，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加之泽潞镇内部发生内讧，朝廷终获胜利。武宗之后，中央已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双方相安无事，倒是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藩镇之间的斗争，导致藩镇之间力量对比变化很大；藩镇内部斗争的结果是藩帅的变更。

　　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由于藩镇自雄，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几次企图削弱藩镇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致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藩镇较量。与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