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秉政(1)

　　宦官是皇宫中专门负责皇帝和后宫的衣食起居、皇宫宿卫的侍从人员。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卑贱和身体的残缺，历来为人们所不齿。唐代的宦官，从唐玄宗晚年开始，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角色，到唐末更开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末宰相崔胤曾经说过一段话，反映了唐代宦官专权的情况。他说：建国之初，社会安定，四海升平，没有出现宦官掌政权、军权的情况。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宦官势力越来越猖獗。到德宗贞元末年，宦官开始统领神策军（中央禁卫军，负责保卫皇帝）。从此，宦官参掌机密，削夺百官权利，勾结藩镇，图谋不轨，卖官鬻爵，干尽不法之事，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可见，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之盛，权力之大，危害之广了。

　　从崔胤的话，我们知道唐代的宦官权势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增长的。唐初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为四品官；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守卫、清扫、后宫饮食等事。到玄宗时，宦官开始统兵，并允许担任三品以上的官职。如杨思，功拜大将军，高力士以恩宠亦拜大将军，都是一品的官，此外玄宗还任命宦官充任监军使，对出征的军队进行管理，但此时尚未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势力真正猖獗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力，手握禁军，代宗时还被尊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之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代宗讲：“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处置。”虽然后来，李辅国被代宗处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杀李辅国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权在握。到德宗时，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宪宗朝，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书、门下的权力均被其侵夺。

　　后来的皇帝又不断增加宦官的权力，致使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黑暗统治的代名词。

　　唐朝后期，宦官操纵国政，专擅机要，进退朝臣，甚至连皇帝都要由他们废立。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拥立，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末。宦官势力如此猖獗，引起了皇帝与大臣的不满。

　　为此，他们与宦官之间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操纵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后期更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宦官的斗争。这其中，“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最具代表性。

　　“二王八司马事件”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都被贬为州司马，因而被称为“八司马”。“二王八司马”的改革发生在顺宗年间，由于顺宗的年号为永贞（805年），所以这场改革又被称为“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得到了顺宗的支持。顺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韦执谊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门，控制朝廷的财政和部分军事权力，并欲夺宦官的兵权。改革派还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这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王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宣告失败。

　　永贞年间的反宦官斗争失败后，许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总结经验。有一部分人认为，对宦官不能采取和平夺权方式，要用武力来消灭宦官，进而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来，就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军国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复自己的权威，就想办法用武力除掉身边的宦官。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荐的李训、郑注两人，因为用他们两人执行翦除阉宦的计划，不易受到宦官的怀疑。很快，李训就被任命为宰相，郑注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的计划。

　　大和九年（835年）11月21日早朝时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说：“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来。”“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李训遂率百官称贺，请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也装作非常高兴的样子。并派李训等人先去查看。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文宗此时回头命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100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