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２２时２０分，以日本军官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７名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村一段。日军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随即向沈阳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日军袭击了北大营火药库，守护火药库的众多中国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着装，便被射杀、屠戮。驻北大营王以哲旅数逾万人，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由于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５００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

    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有３０万左右。除参加中原大战随张学良进关的１１万余人外，留守东北的尚有２０余万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队若干。而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１万余人。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
 
    １９日零时２０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队进攻南满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关东军还电请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尽速增援。 １９日凌晨３时，日军攻入沈阳。留守的沈阳公安总队在警务处长黄显声的带领下同日军展开了巷战。晨４时，驻扎长春、宽城子等地的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两人。与关东军的蓄谋已久相比，荣、臧二人对日军的突然行动毫无准备。当得知日军开始进攻时，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了交涉。日本领事的回答却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当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由于当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事发时正在同英国大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９月１９日晨６时３０分，经过５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占领了沈阳城。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仿佛进入无人之境，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辽宁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 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１８亿元以上，损失飞机２６２架，各种炮３，０９１门，机枪５，８６４挺，步枪、手枪１１万余支。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还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２０余座城市，略地千余里。日军又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村位于沈阳北郊，面积近８平方公里，多为柳林丛生的沼泽地，还有少部分菜地和庄稼地，散乱地分布着２０来户人家。北大营距沈阳老城区约５公里，原为张作霖麾下东北军一大兵营，驻兵万余。整座营盘方方正正，边长两公里，四周环以土围和深壕。日军精心选定“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实因柳条湖和北大营是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还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便于日军寻找事变借口和易于发动事变。北大营距沈阳城５公里，距柳条湖村５００米，距南满铁路最近处仅３００米。

    据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３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在《文献昭和史》中是这样描述的：“１８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８００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１０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已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