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像中国这样重视历史的国家绝无仅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程度的问题。要说历史悠久，中国不如埃及、巴比伦；就是记录历史的主要手段——文字，中国也不拥有最早的发明权。但是，古代中国对历史的重视程度，不仅是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也出乎今天大多数人的想象。

　　

　　根据甲骨文的卜辞判断，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经有不同类型的“史”，他们显然有不同的分工，负责记录或保管不同的内容。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数以百千计的大小诸侯国，都设有专职的史官。从秦朝开始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史官和负责收藏保管史料的机构是中央政府必不可少的建置。为了传承历史，保存书面以外的记忆，保证史官的素质，史官往往家传世袭，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他父亲司马谈就是两代史官，《史记》也是父子两代的积累。史官内部有明确的分工，自先秦以降就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说法，即对君主的言论和行为分别由不同的史官负责记录，以便尽可能保持完整和专一。在长期的延续过程中也形成了严格的制度。如规定史官可以随时记录君主的言行和相关的事件，然后直接投入一个密封的柜子，要等到这位君主去世后，才能打开柜子，将原始记录用于编纂该君主的“实录”。君主生前不能查阅自己的原始记录，也不能看史官整理的初稿。

　　

　　中国历代形成的史书、史料之多，是世界之最。由清朝官方编纂、皇帝亲自审定的典籍汇编《四库全书》中，“史部”是四部之一，都是直接的史料或纯粹的史书，在其中“经”、“子”、“集”三部中实际也有大量间接的史料。

　　

　　中国的史书覆盖全部领域，从一个朝代、一个割据政权、一个行政区域（郡、县、州府、道、路、省、厅等），到一个乡、镇、村，以至寺庙、山水，无不编写自己的历史。帝王将相有传，平民百姓稍有地位或财力也会找人写传或自己作传，家族谱牒更是童叟无欺，有名必录。除了国家大事、忠孝节义、嘉言懿行，诸如诸子百家、文学技艺、货殖游侠、释道神仙、医卜星相、九流三教，凡是曾经存在过的人和事，鲜有不被载入史书者。所以，不论我们要找哪一方面的史料，在中国的史料库中都不会落空。

　　

　　历史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

　　

　　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有其必然的原因，中国历史传统也不例外。在人类的早期，无论哪一群体、哪个民族，都要经过一个对自然或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产生自己的神话。也往往会产生巫术、占卜、祭祀或原始的宗教信仰，巫师、祭司等负责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人具有崇高的地位，而记录他们活动或言论也成为一个部族或群体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负有这类任务的人就是原始的史官。早期的巫师与史官大多兼于一人，但随着群体范围的扩大和事务的繁剧，两者逐渐分化。中国黄河流域的部族较早形成发达的农业文明，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稳定使供养专职的史官成为可能。

　　

　　同样，由于农业社会的发达，一个部族的人口就会较游牧、狩猎、采集等生产方式条件下形成和维持着的部族拥有更多的人口，也更重视人本身的力量。但人类之间的威慑力毕竟有限，统治者还是不得不借助于天或神的力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威，统治者总是将自己打扮成天或神的代表。所不同的是，在有些群体，神被直接当作统治者；而在另一些群体，统治者被当作神的代表。中国的华夏诸族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在古代没有形成系统的神话，至多是一些半神半人的英雄，并且逐渐让位于代表了天意或天命的人物。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娲，移山填海的精卫很快让位于有具体事迹的黄帝、尧、舜、禹，就连黄帝乘龙飞升的结局也为禅让等经过美化的人事所取代。周人的先祖后稷，传说是他母亲在一个巨人的足迹中受孕的，这只是对早期群婚制残余的一种美化。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理想，“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观念，都赋予记录君主言行和祭祀、军事等大事的史官最神圣的使命——他们所记录的实际是天意，是天命的体现。如果有半点不实，那就是曲解了天意和天命，就是欺天。正因为如此，历史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天或神的意志通过天象、祥瑞、灾异传达给人类社会，或者直接给予人类庇佑或惩罚，又由获得它们充分授权或信任的君主加以执行。史官的作用不仅在于记录以君主为核心的事实，而且扮演着沟通天人之间的角色——因为只有他们如实地记录了天意、天象，上天的意图才能让人们了解。离开了他们的记录和解释，普通人不可能从某种孤立的现象或事件中了解天意，即使那些人有幸在现场，或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对于后人来说，史官的记录更是他们了解天意的唯一来源。所以，史官实际上类似早期的巫师或祭司，或者是宗教中的高级神职人员。

　　

　　由于普遍都害怕不良的历史记录会给自己的余生或后代带来“恶报”，客观上也增加了古人对历史的敬畏

　　

　　早在先秦时，就出现了坚持记录事实的史官的典型。例如，公元前607年，荒淫暴虐的晋灵公引发了晋国的内乱，他为将军赵穿所杀，而当时担任正卿（首席大臣）的是赵盾。内乱平息后，太史董狐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以臣子的身份谋杀了他的君主），并在朝廷公开宣示。赵盾认为这不是事实，董狐反驳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你作为正卿，逃亡时尚未走出国境，返国后又不惩治凶手，不是你又是谁呢）赵盾无言以对，但也不敢对董狐有所不利，因为他明白董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公元前548年殉职的齐国太史兄弟的事迹更为惨烈：齐庄公因与大臣崔杼之妻私通，被崔杼指使部下杀死，另立齐景公为主。事后这位太史记下“崔杼弑其君”的事实，被崔杼所杀。太史的两位弟弟相继作同样记录，相继被杀。太史的三弟依然这样记录，崔杼无计可施，只能就此罢休。南史氏得知太史接连被杀，惟恐齐国的历史中断，准备去续写。途中听说已经有人如实作了记载，才放心地回去。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职业道德，而是基于神圣的使命感，这才是董狐、齐太史兄弟和南史氏视死如归的根源。而赵盾之所以不加害于董狐，崔杼最终不敢继续杀害太史的三弟，并不仅仅是慑于他们的人格力量，而是害怕违背天意，丧失天命，得到天谴。

　　

　　“视死如生”的观念在先秦时就已形成，至秦汉已成为处理后事的原则。君主的去世被认为是生命在另一个世界的延续，所以不仅要给予精神上的尊崇，还需要物质上的供养。这也使君主对史官的记录和未来编纂成的历史保持着更大的敬畏。如果说受到天谴或许还有点虚无缥缈，至少不至于立竿见影的话，那么在另一个世界直接要听到后人的咒骂，看到自己的子孙后代受到报应，就足以使他们的行为有所收敛，或者在史官面前要有所顾忌。而在民间，无论是由境外传入的佛教，本地产生的道教，还是各种多神崇拜，更直接地满足着人们的世俗诉求，表现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即使是士大夫阶层，尽管表面讲求的是儒家学说、孔孟之道，骨子里大多也信因果报应。由于普遍都害怕不良的历史记录会给自己的余生或后代带来“恶报”，客观上也增加了人们对历史的敬畏。不过物极必反，这样的敬畏也会导致另一种后果——千方百计使历史记载对自己有利。

　　

　　新建立的朝代都会将为前朝修史作为国家政治的大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修史掌握解释天命的主动权

　　

　　其实，孔子在编纂《春秋》时，就发现了现实与理念的矛盾——理论上应该代表“天命”的“天王”周天子不仅掌握不了天下的命运，连自己的颜面和生命都难保证；而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非但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还能堂而皇之地享用天子礼仪，成为诸侯的共主。痛心疾首的孔子既不能违背史官有事必录的准则，又不愿接受礼崩乐坏的现实，于是创造了“春秋笔法”的记录手段，即在保存事实的同时用不同的词语显示自己的贬褒立场。如周天子被迫逃出国都，《春秋》记为“天王狩于河阳”。周天子到达河阳倒是事实，却成逍遥自在的“狩猎”。而“狩”此后也成了皇帝逃亡或被俘的代名词，如宋徽宗父子被金兵俘虏后北迁称为“北狩”，慈禧太后逃往西安记为“西狩”。后世儒家称颂“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认为他“一字之褒荣于冕绂，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尽管乱臣贼子根本不怕“一字之贬”，也不在乎“一字之荣”，孔子的理论和实践却开了历史记载必须服从政治的先例。为了政治正确，事实可以增删，同样的事实可以作不同的记述或解释。掌握了政权就掌握了历史的编纂权和解释权，而历史也成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和统治基础。

　　

　　正因为如此，新建立的朝代都会将为前朝修史作为国家政治的大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将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当然是目的之一。但更主要的是，通过修史掌握解释天命的主动权，以证明本朝取代前朝，是因为前朝已失去天命，被天所厌恶，所抛弃；而本朝得了天命，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和庇佑，因此识天命的臣民就要像对待前朝一样忠于本朝，而不能逆天意而动。成功地运用对历史的解释权，不仅能消弭敌对行动和潜在的反抗势力，还能赢得前朝遗臣遗民的衷心拥戴。清朝入关后，各种形式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明朝遗臣遗民和士大夫的消极对抗更是持久不衰。但当清朝正式修《明史》，承认其正统地位，充分肯定遗臣遗民忠于明朝、反抗清朝是“忠臣”、“义民”、“节妇”，而投降清朝的官员都被列名于“贰臣”，同时证明天命已归于清朝，绝大多数人从此心服口服，俯首帖耳当清朝的忠臣顺民了。甚至在清朝覆灭之后，汉族遗老遗少还在称颂“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