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罚科的原因

　　

　　推究应试者被罚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考场舞弊。明代田吉，万历三十八年因殿试时怀挟，被罚三科，天启二年始成进士。清咸丰八年顺天乡试案，数十人被罚科，主考官柏葰，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因科场案被杀的内阁大学士。

　　

　　(二)字体潦草、违规犯忌、文理纰缪。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江南乡试，程思恭首场因为颠倒了“大哉圣人之道”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两句的顺序。虽被取中，却被罚停一科。道光二十三年又规定：“……复试诗文疵谬，诗失粘，抬写错误，不避御名、庙讳、至圣讳，罚停会试、殿试一科或一科以上。”

　　

　　(三)官场斗争。明末，艾南英天启四年乡试中式，因考官丁乾学、郝土膏发策诋毁魏忠贤，艾南英在对策中也有讥刺之语。触怒了魏忠贤，结果考官被削籍，艾南英也被罚停三科。终未成进士。清朝的窦光鼐，诸城人，性格伉直，与和珅有隙。乾隆六十年乙卯科窦为会试总裁官，所定第一、第二名为浙江人王以鋙、王以衔，乃同胞兄弟。和珅欲藉此兴大狱以倾窦，“摘元墨小疵罚停科”，致使会元王以鋙于嘉庆六年始成进士。

　　

　　(四)平时违法犯纪。明万历三十八年，浙江举人闵于径，因“故纵亲族挟带私盐”，被“罚停两科会试”。

　　

　　罚科的轻重

　　

　　纵观从五代至清末近千年的科举考试实践，乡试、会试、殿试三级都存在罚科现象。尤以乡试、会试这两级考试为多见。乡试违规或作弊，情节相对轻微，构不成“褫革”的，就罚停会试。又视其情节轻重，五代、两宋时期，罚一至五科不等。元明清时期，一般罚一至三科。会试违规或作弊，则罚停殿试。殿试违规或作弊，也罚停殿试。

　　

　　罚科制度的利弊

　　

　　一方面它与其他惩治措施相结合，确实对应试者的违规和作弊行为起到了惩戒作用。严肃了考纪，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考试的公平。明清时期的罚科制度，作为有弹性的更具人性化的惩罚制度，弥补了以往单一的惩处方法，改变了要么褫革、治罪，要么容忍“微瑕”这两种极端举措。实际上是设计了个折中办法：取中，但暂时取消下一级考试的资格。这样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善，维系了科举制的良性运作，为国家更好地选拔适用人才服务。另外，它对于“文理纰缪”的罚科规定，也迫使读书人笔耕力学，客观上提高了应试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常细化的考试制度，在客观上也强化了对应试者的思想控制。封建统治者从统治需要出发，为应试者设置了道道藩篱，以至于动辄获咎。使许多举人被磨勘罚科，有的一生与进士无缘，甚至抑郁而死。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像明代的田吉，他因万历三十八年廷对怀挟，被罚三科，以县佐录用。12年后的天启二年(1622)始成进士。从心理学上分析，罚停三科，扭曲了他的灵魂，使他百般寻求“社会补偿”，不择手段地在仕途上攀爬，成为宦官魏忠贤的“五虎”之一，“未匝岁，连擢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因为对应试者的罚科或褫革，主考官和同考官也会相应地得到惩处。如清制，举子罚停三科者，每名同考官降一级调用，主考官罚俸一年。所以，这一制度有时还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打击自己的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