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风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

　　

　　这种哲学思想，开始于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创始人是何宴、王弼；发展于西晋元康年间(公元291～299年)，代表人物是嵇康、阮籍；最后完成于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代表人物是向秀、郭象。这些人生活于魏晋之间，他们的思想代表着当时的主要思潮，因而“玄学”又往往称为“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黄巾起义的革命风暴刚过，曹氏和司马氏不同豪族集团的权利之争又激烈展开。统治阶级需要防范农民革命再起，又要适应政治舞台上攘夺纷争的局面，极力寻求一种新的思想工具。东汉风行一时的“谶纬之学”，以神学来解释儒学，经过王充等人的批判，已经失去原来的迷惑作用。朝廷提倡的经学，也已经发展成为僵化的章句之学。这种繁琐经学，很难再适应魏晋时期的动荡形势。于是，坐谈玄理的“玄学”便应运而兴了。

　　

　　所谓玄学，就是玄虚之学。它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玄学家们认为，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这个“无”很神秘，看不见也摸不着，“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可见，这是精神性的东西。但是“无”又神通广大，能产生一切，又主宰一切。很明显，这种“贵无”论，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贵无”论体现在政治上，便主张“无为”，或曰“自然”。玄学家们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也要无为而处，一句话，不要打乱门阀士族的现成统治秩序。汉初黄老思想也讲“无为”，着重讲统治术。此时玄学所说的“无为”，重点却在讲处世术，玄学家们想要寻求一条顺时应变的处世之道，在乱世之中，保全自己，当然也要保全门阀地主的腐朽统治。对老百姓，则要求他们放弃一切欲望，“顺天知命”，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不要再起来造反。玄学家的这种说教，对于防止黄巾再起，解除人民革命思想武装，反倒能有所“为”。无怪它会受到当道的欢迎，而大力提倡了。

　　

　　玄学家们又从“无为”出发，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辩解。他们说“名教出于自然”，或“名教即自然”。就是说，封建的尊卑、上下关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这个论点，把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结合一体，反映出魏晋玄学的特点，正是糅合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玄学家推重“三玄”，指的是道家名着《老子》、《庄子》和儒家经典《周易》，也是儒道之说并蓄。正因有此特点，玄学比起两汉时期的单纯儒家说教，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在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前后，不同政治集团互相杀伐，政局复杂混乱。因此，那些世家大族为了明哲保身，逃避现实，走向坐而论道，整日谈说玄理。于是，玄学就具有了“清谈”的特色。一般谈玄之士，口锋犀利，滔滔不绝，但是内容玄而又玄，不着边际，极力不涉人事。司马昭论到玄学家阮籍，说他是“天下之至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其实，这正是大族地主所需要的全身之道。于是，清谈之风，便弥漫于上层之间，越来越厉害。这些人，过的是大族的声色犬马生活，唱的是“无为”的高调，一个个标榜“清高”，以参与俗务为耻，以无所事事为荣。他们平日讲究漂亮的容貌，潇洒的风度，使人“望若神仙”，整天的装腔作势，挥麈谈玄。由于门阀地主的极端腐朽，精神空虚，清谈便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玄学家们还千方百计为门阀地主的腐化糜烂生活进行粉饰。向秀、郭象便宣传“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就是说，既享有“庙堂”之上的尊荣，又有山林隐士的美名，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早期的玄学，对于打破经学对思想界的禁锢，起过一定的作用。嵇康就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怀疑已处一尊地位的儒家先圣。但是玄学的“虚无”、“无为”之说，毕竟是一种欺骗人民的唯心主义说教。尤其发展到后来，更直接为门阀地主腐朽统治辩护，其反动面目暴露的就愈来愈清楚了。魏晋当代，有不少进步的思想家，出来反对玄学谬论，反对清谈歪风。扬泉指斥玄学的“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唯物主义思想家鲍敬言，提倡“无君论”，认为人在社会上天然平等，“本无尊卑也”，只是到后来才出现君臣关系和为它服务的“君臣之道”。这便从理论上直接打击了玄学家炮制的“名教即自然”的谬论。

　　

　　玄学和清谈，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风行于魏晋时代而不衰，和门阀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有密切关系。当门阀地主逐渐走下舞台时，玄学也必然要跟着衰落下去了。